“某个旅游中心，摩梭人的生活被浓缩和打造成一种‘旅游产品’，在公共场合‘售卖’；外来的游客恍如星外来客，带着对世外桃源的想象，参与、卷入到“异族风情”里；摩梭女人脱下民族服装，在城市街头茫然地发传单……”这是纪录片《湖岸》的片段。

《湖岸》是一部有温度，但又充满了焦灼感的纪录片。纪录片记录了云南丽江泸沽湖畔的摩梭村落小洛水的社会变迁。在短短几年，商品经济和旅游业进入以后给这里带来的变化已经显现，这种变化不只是表层的物质呈现，镜头聚焦更多的是摩梭人在精神上面临这场社会巨变时所承受的“痛苦”和“纠结”。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是有许多的为难。在表述这种“为难”的状态时，留法归来的王佳音使用了一种缓慢、润物细无声的节奏，使纪录片具有着一种独特的荒诞与忧伤色彩。

《湖岸》剧照

打包的“民族风情”

   旅游业，作为泸沽湖畔摩梭人的经济支柱产业，它既逐渐瓦解了传统摩梭人的生活方式，又重塑了一种“旅游与民族文化嫁接之后新型文化”，这通常被称为“民族风情游”。《湖岸》中，贡献了中国“民族风情旅游”非常经典、值得玩味的片段：

      泸沽湖游客多，民族餐极其火热，摩梭人为游客做饭、唱歌、跳舞助兴。喝得酒酣耳热、穿着摄影马甲的游客，走出木屋，拿起摄影机，对正在休息摩梭人说：“来，穿上你最原始的民族服装，我来拍一张。”画面平静而充满讽刺意味。

晚上，在一个五光十色的舞台上，主持人用喜庆、亢奋的声音向游客们介绍摩梭部落，“请大家看看我们摩梭人的老祖母——” 另一处，红色绿色的灯光亮起，身着民族服装的老人坐在一起 ，游客们好奇地看着、拍着，就像在围观某种神奇现象。篝火晚会中，盛装的年轻摩梭男女围成一圈，和游客围着火塘跳舞。火光照着摩梭女孩年轻的脸，接待民族餐后，她的脸上露出疲惫、恍惚的神情。火塘旁，镜头对着天空开始旋转，天空中，泸沽湖畔被彩旗分割的天空散发暧昧不清的颜色。这段真实的记录，有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当地导游曹文才说，“除了我们的鼻子还是摩梭人的，哪里都不摩梭了。” 

《湖岸》剧照

《湖岸》，就像一个缩影，折射了少数民族面对现代化文明时的拥抱、犹疑和尴尬。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被打包为旅游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本地人就成为“物化”式的存在——人们需要满足游客的“原始、异域想象”。游客期待现代文明的反义词，期待看到本地人身着民族服装，原汁原味地呈现。即使这种“表演”与“原汁原味”相去甚远。但在这样的体系之中，却又无法找到一个具体的人来责怪。

在纪录片《湖岸》中，呈现了关于“民族风情旅游”引发的悖论式的存在。民族风情游在消解传统文化的同时，又重新为本地人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经历了三种变化，传统的日渐消失、旅馆、舞台等新型建筑的兴起和民族风情旅游文化的打造。这种演变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当地一部分人带来了某种精神上的不适。——三者层层递进，使《湖岸》具有丰富的层次。

《湖岸》剧照

失落的故乡

一位当地人在醉后，语无伦次地说：“我真的很不满意现在的社会。当地人欺骗游客，游客欺骗当地人，全是欺骗……”他在迎接游客时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微微醉后开始躁动不安，强作镇定，面带真诚与嘲弄。

《湖岸》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准确地捕捉到了当地人在转型期的情绪。纪录片拍出情绪与状态，并不容易。王佳音做到了。这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2004年，王佳音因为喜欢电影，他辞去在电视台的高薪工作，去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学电影理论。王佳音发现，“最精彩的关于中国的瞬间，往往不是在故事片里，而是在中国的纪录片里。”在世界电影的中心地之一，王佳音喜欢上了纪录片。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是王佳音的老师，他看好王佳音的天分和资质，希望他跟着自己学电影。王佳音婉拒了。“正常人的选项，我都没有选（笑）。”王佳音说。他认定了纪录片，就要把纪录片学下去。这种经历过找寻后的选择，往往更加坚定。毕业后，王佳音考入马赛大学学习纪录片制作，在法国，只要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放映，无论是巴黎，还是其他地方，王佳音都去。“几乎是饥渴式地了解。”王佳音说。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2009年，王佳音回到中国。这种“跳出中国，看中国，又返回中国”的这种客位、主位相互交替式的观察方法，使王佳音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

《湖岸》作者 王佳音

王佳音第一次来到泸沽湖畔小洛水村开旅馆的宾玛家时，带着一台dv。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开机。当时，他并不打算刻意拍些什么，他想和这里的人们相处得融洽一些。他住在宾玛家，2个月下来，王佳音和他们一起聊天、喝酒、干活，甚至一起接待“民族餐“。宾玛的祖母，把王佳音看成自己的孩子，宾玛把他当成自己的哥哥。经过与当地人长期相处之后，他们展现了对导演王佳音的一种信任。在访谈部分，《湖岸》纪录片的主人公没有正襟危坐地坐在镜头前接受采访，而是姿态放松地在聊天，仿佛他们面对不是镜头，而是一个朋友，这使片子洋溢着一种特有的温度和忧伤。

《湖岸》剧照

宾玛是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他是摩梭人，家中开旅馆。他好酒，眉黑鼻直，黝黑，肌肉发达，气质野性、粗犷。宾玛的女朋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法国读博，全世界游历。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拍摄项目时，来到泸沽湖，与宾玛相识、相恋。他们知识结构、阅历都不同。《湖岸》记录了两个背景迥异的年轻人相恋的状态。长期异地，宾玛和女友通过电脑视频“见面”。在电脑这端，宾玛看着电脑里的女朋友，伸出手，想要拥抱她。女友在另一端，说：“你能抱得到我吗？”

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他与女友的交往就像是一种隐喻。虽然，宾玛作为导游，是当地接触外部世界最多的一拨人，然而，这种表层的接触并不难掩盖深入接触的匮乏。他与外界，就像始终隔着电脑，存在着一层看不见的隔膜。他尝试努力，最终失败。在物质上，宾玛一家已算小康。在精神上，宾玛感到怅惘。

《湖岸》剧照

“拍纪录片，有很多遗憾。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宾玛，我以为他是个随波逐流的人。但在最后，我才知道，宾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天，他对我说：’哥，片子快拍完了，你们快走了，我没有什么能给你，一起聊会天吧。”那天，宾玛对王佳音说了很多真心话。

“一切都变了。以前，摩梭人没钱，但是大家一家人在一起，过得很幸福。现在……每个人都忙。”宾玛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扎西是村长，热情发展旅游业，弟弟在寺院里喇嘛。宾玛对发展旅游，一直并不热心，但也算不上消极。“哥哥想发展旅游，我就跟着干，但他是我哥哥，我不能太强势。大家族已经不存在了，我不能再让这个小家庭散了。”

“听到宾玛说这些，心里特别触动。他表面玩世不恭，其实心里十分细腻敏感。家乡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实际上，宾玛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湖岸》拍了三年。“生活太丰富，太复杂了，到最后一刻，我觉得，我才揭开了一半。拍纪录片，就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剥掉，靠近他们。”王佳音说。

“从国外回来，发现中国变了很多。《湖岸》不仅是在拍泸沽湖，也是在拍我对故乡的情感。”王佳音说。

旅游与商业为少数民族带来了发展与冲击，现代化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它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同等规模的失落与颓丧。《湖岸》中记录的百态，成了转型中的中国，最生动的阐释之一。

本文发表于《中国民族》2018年05期，发表时有删节

游晓璐：记者，摄影师，现居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