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生活在中国川滇交界处的“纳人”，大多数读者可能不知所云，但如果将之换成“摩梭人”，肯定有很多人恍然大悟，继而“母系社会”、“女儿国”、“走婚”等关键词条件反射般地蹦出脑海。

十九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提出了人类社会从母系向父系发展的进化体系，他的研究成果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尤其恩格斯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后来被各共产主义国家奉为圭臬的经典，由此牢牢确立了母系氏族社会在世人心中的印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为了寻觅传说中的“女儿国”，无数学者、作家和旅行者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畔，试图了解神秘的摩梭人真正的生活情景。结果就是，通过民族调查报告和通俗读物，社会大众对摩梭人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性生活方式形成了深刻但几乎也是唯一的印象。直至今日，仍能发现某些地方报刊热情不减地介绍摩梭人“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当然其中也不乏猎奇性质的丑化报道。

然而除了引发对人类社会所谓“童年时期”天真烂漫的想象，摩梭人有哪些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传统？

现任教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青年人类学者陈晋曾长年深入川、滇境内的多个摩梭人村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他们濒临失传的“达巴”宗教仪式，记录并学习了摩梭人这一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传统。

陈晋（右）在田野调查中与当地达巴合影。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陈晋本科、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得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博士学位。他介绍，国际学术界通行使用族群的自称而非他称，摩梭人的自称以“纳”（na）作为词根，所以在他的论文中都是采用“纳人”这个称谓。纳人世代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麓（即今天的四川木里、盐源，云南中甸、宁蒗等地），人口约四万人。

所谓“达巴”（daba），陈晋将之定义为“纳人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仪式主持者和占卜者”。有种说法是，“达”（da）的本意为“砍”，“巴”（ba）指“刀痕”，组合起来的字面意思就是：达巴在举行仪式时，唱诵一段接着一段，就像刀砍向木石，印迹清晰，因此得以祈福辟邪。

“传统上，每个纳人氏族都有自己的专属达巴，由其负责氏族内部的仪式活动。成为达巴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过程，通常持续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生老病死、丰收节庆等重要活动仪式上，都少不了达巴的身影。”陈晋说。

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布思南”中的达巴唱诵场景。

澎湃新闻：你在论文中用的都是“纳人”这个称谓，但显然大众更熟悉的是“摩梭人”，这对你是否会造成困扰？

陈晋：“摩梭”这个称谓非常古老，在中国古籍中一直这样称呼当时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族群。但历史上的“摩梭”指的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大概有四万人左右的摩梭人，因为一定存在族群的流动和迁徙。而且“摩梭”这个词表达了中原王朝认为周边少数民族都是野蛮的意思，就像过去有人把彝族称为“倮倮”，这是明显带有贬义的篾称。

从学术研究上来讲，人类学的惯例是采用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族群的自称。但还原到中国当下的语境里，因为民族识别工作的影响，有一些学者已经习惯称呼为“摩梭”，包括大众传媒也是这样，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局面。

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我在2003年第一次接触到摩梭人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我们肯定都是非常遥远的外来人，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当时我也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用普通话交流。

那一年夏天，北京大学和云南地方政府合作，举办了一个有关文化保护和教育改革的讲习班。我记得当时在宁蒗县永宁乡政府的门前有一条横幅，上面大概写的是“保护纳人文化”之类的内容。有几个摩梭小伙子看到之后，问我们“纳人”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用刚刚学会的那几个纳语词跟他们解释，他们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自己就是“纳”（na）。

这完全是一个语境的差别，当我们用汉语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不知道“纳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一旦切换到他自己的语境，就都很清楚。

不过我也观察到，这个称谓问题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去年我回到盐源县与宁蒗县交界的泸沽湖，那里是外来游客最多的地方。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面对游客时还是说我们是“摩梭人”，但我听到有一些人已经开始说我们是“纳人”，就是用普通话跟游客讲，说“我们想保护纳文化”，不再说“摩梭”，开始有这个意识。

我觉得统一称谓可能还需要时间，让公众接受学术界的意见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是在公众场合演讲，两种称谓我都会说，当然我会尽量用“纳人”这个词。如果别人表示不知道，我就打个括号，说汉人称“摩梭”，这样大家就都知道我谈的是谁了。

牧牛马的纳人。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还有作为56个民族之一的纳西族，这也是当年民族识别后的结果，那么纳西族与摩梭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陈晋：纳西族自称的词根也是“纳”。其实纳人称呼自己非常简单，你如果用纳语问他们是谁，他们就说自己是“纳日”（nazi）、“纳汝”（naru）、“纳亨”（nahing）等，其中“日”、“汝”、“亨”都是“人”的意思，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不会有问题。从永宁到盐源、从木里到丽江，基本上可以交流。

我自己没有专门去研究过纳西族。不过这两个族群在历史中和当下的接触都非常频繁，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地理上也挨得很近。

在云南，摩梭人的语言跟纳西族的语言差不多有一多半是可以沟通的，他们在语言学上确实很接近，虽然在社会文化上不一定很接近。纳西族在人口数量上是摩梭人的10倍，2000年的人口普查就有30万。再加上纳西族聚居的丽江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在云南这边的纳人就被识别为纳西族。

另外就仪式来讲，他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纳西有“东巴”，摩梭有“达巴”，连名字都很相近。但在我看来，其中也有根本性的差异，还是两个不同的传统。

首先仪式中有一些的神或精灵的名字是“东巴”或“达巴”独有的。其次，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是所谓“象形文字”的东巴文，但英国有一个人类学家叫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ackson），他是研究纳西的专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出了一本研究东巴文的书，结论是东巴文其实是近代的产物。杰克逊认为，东巴文是纳西族跟西藏苯教、藏传佛教等发生接触以后，用来自我保护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古老。

澎湃新闻：对公众而言，一提到摩梭人就会想起“走婚”、“女儿国”、“母系家庭”等，现在那里依旧延续着这种亲属制度和性生活方式吗？

陈晋：这真是没办法避免的问题，我几乎每一回做讲座，听众听说我做摩梭人的研究就会两眼放光，然后问我“有没有走婚啊”之类的问题，我就很尴尬。（笑）

我觉得“女儿国”肯定是商业、旅游宣传或者是文学作品塑造的概念，没有这样的一个现实去对应它。我觉得纳人社会在性别角色上面是相对平衡的，这一点我个人非常欣赏。我们汉族社会有“重男轻女”的传统，纳人并非就是“重女轻男”，性别并没有地位高低之分，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两性方面还是蛮平衡的。

如果说到“走婚”问题，这首先是一个不准确的称呼，严格意义上应该叫“走访”，因为其实不是一种婚姻形式，这也是我的导师、北京大学的蔡华教授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纳人在田间劳动。

不过之前很多研究者看到的情况，今天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在泸沽湖那边，随着旅游发展、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采取的结合方式就是一夫一妻。首先很多年轻人没办法呆在乡村，这跟中国其他地方是一样的，年轻人需要去挣钱，但在当地又没有办法挣到钱，怎么办？他就去城市里面。包括现在从小接受的一系列现代教育和大众文化，显然跟他们的传统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转变确实发生了。而且我觉得是很快速的，也很难以挽回。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还有新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确实就是这样，家庭变得原子化，我们汉族也是这样，都是往更小的家庭发展。

当然在更偏远的地区，“走访”依旧是非常重要的性生活方式，因为农村受现代文化的影响较小。传统纳人社会中也有结婚的现象，但是结婚局限在特定群体中，比方说贵族。我再补充一点，即便是这些结婚的家庭，也可能出现走访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用我们汉族的道德标准，他们就是在外面“乱搞”，但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乱搞”，因为走访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男女结合的重要方式。

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常常见到类似的情况。我记得有一天在村里，早上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从别的村子气喘吁吁地走回来，我问“你干嘛去了”，他说“昨天晚上去见我的女朋友去了”。

在传统的纳人社会中，男性是不可以跟女朋友住在一起的，只能通过走访去看她，当然女方也可以选择不开门，她可以选择不接受你对她的感情。对象之间也是可以更换的，不是说男女朋友一定要固定下去。

我觉得纳人的女性在两性关系方面非常勇敢，或者说是非常独立的。我曾遇到一位当地的妇联干部，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为什么要结婚？婚姻不就是有法律保护吗？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我可不是弱者。”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后来我慢慢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就是纳人女性在那种所谓的“浪漫”关系里面，不认为自己是弱者，因为可以选择，不要就不要。所以我觉得走访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行为方式，也是维持纳人社会运转的重要制度，而且是非常独特的。

在园地里劳动的纳人妇女。

澎湃新闻：现在终于可以开始谈论你的主要研究对象——“达巴”了，达巴教作为纳人的传统信仰在当下的境况如何？它与藏传佛教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陈晋：达巴传统现在是处于濒危状态，它的消失速度要比刚才我们说的走访制度更加快。我当时去研究达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这十几年以来，我觉得它的衰落比以前更加迅速。

人类学界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就是当人类学家想要去研究某个传统的时候，通常这个传统已经接近消失了，因为人们通常不会想到在其鼎盛的时候去研究它。

达巴的衰落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藏传佛教，但这并不意味着达巴教和藏传佛教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史料记载藏传佛教是从元代开始进入当地的，所以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面，事实上达巴和喇嘛这两种人是同时存在这个社会里的，而且负责不同的工作。

比方说在新年的一些仪式里面，你会看到达巴和喇嘛同时出现。喇嘛坐在院子里，向他们的神灵祈祷。另一边达巴站着，向屋顶抛洒一些献给祖先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祖先会降临在屋顶上。

达巴和喇嘛在新年祈福仪式中共同出现和行动。

另外很有趣的事情是，藏传佛教的喇嘛在做仪式时是要看经书的，通常他们是一堆喇嘛坐在那儿念经。有很多喇嘛其实就是当地的纳人，并不懂藏语，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当然他们中有一些进修过的喇嘛懂藏文，但是很多小喇嘛只是在跟着念经文的读音，就像我们念拼音一样，不明白经书的意义。

达巴口中念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摩梭话，尽管达巴使用的仪式语言跟日常语言有差别，但普通人还是能听懂其中一部分。这种对比特别强烈，也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我2003年7月份第一次去看纳人葬礼时的情景。

因为当地的喇嘛很多，达巴很少，所以一场仪式通常只请一到两个达巴，但喇嘛都是一大群人。而且纳人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每家都会修一个自己的经堂，里面有佛像，喇嘛就会在里面做各种仪式。然后达巴就独自在下面念一些东西。

晚上达巴还会带领大家跳葬礼的舞蹈，这种舞蹈其实就是象征亡灵一步一步地走回祖先的地方，当时我也去跳，大家围着那个篝火，年轻人也会不断地参加进去。与此同时，经堂里的喇嘛还在念经，这两者就在同一时空发生，也很协调，大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

我觉得藏传佛教给纳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做田野的村子是在木里县。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寺庙，当地人叫“木里大寺”。木里活佛在历史上的影响力非常强大，政教合一，对社会的控制也很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在达巴是受到打压的，并没有。相反，对达巴冲击最大的肯定是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运动，所有年纪超过60岁的达巴都会诉说自己在“文革”时候被禁止做仪式的经历。

另外还有就是现代化带给他们的冲击，这是致命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传承者，如果没有人去学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传下去。藏传佛教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还是不断有人学喇嘛。

陈晋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与当地达巴们在葬礼的间隙休息。

澎湃新闻：达巴在当地的传承情况如何？年轻人是否愿意学习？

陈晋：文化的传承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从2006年开始，就是我第三次去做田野的时候，因为之前跟一些法国的人类学家交流，我意识到传承问题其实很关键。所以我当时进入田野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到底怎么样可以成为达巴。最终，我采用了一个笨方法，就是自己学。

为了不让氏族的传统中断，老达巴一般会在适当的时候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作为徒弟。达巴传男不传女。教的过程就很简单，就是师父念一句，徒弟跟着背一句，通常小孩一天能够背完四五句就不错了。这一过程可能要延续到徒弟十几岁的时候，然后也不能确保他能把所有东西都学完。

达巴师父与学徒。

我那时开始像学徒一样跟着达巴师父学，学习的核心内容就是了解如何主持仪式，特别是如何在仪式中唱诵[纳语称“绰”（cho）]。徒弟要住在老达巴家里，甚至要跟师父睡在一间房，成天要跟着他。

真要谈达巴的知识体系的话，是非常复杂的。我现在也绝对不敢说我学完了，因为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学了大概60多段的达巴“诵词”，但也就是其中一小部分。我去学的时候，事实上我的师父就跟我说，有很多仪式他们自己都不会做了。

纳人没有文字，达巴的传授全靠口传心记，所以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年轻人不太愿意学，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另外还没有钱，这对他们完全是义务性的。达巴的工作在纳语里有一个词叫“夸伊希伊”，意思是做好事、有益的事情，用英文讲就是for the well-being。仪式是不收费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