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读了很多书，明白很多大道理，却失去了良知，没有了敬畏之心。什么好与坏、对与错，都成为了他眼中纯粹的利益，可以拿来交换。这种人，被现代人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古今，这种人都一直活跃在世人的眼前。他们往往会忘记，天道有常，该怎么得到的东西，他们也将怎么失去。
有个人曾是中央的笔杆子，是个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可是他握着笔杆子时，为了一己私欲，为了飞黄腾达，为了早攀高位，完全不顾事实，违背良心，胡编乱造，最终将在西南三线勤恳工作中的彭老总抓回北京迫害，以致其不幸患病，含冤去世。天道好轮回，他最终没逃过自食恶果，入狱15年。
关锋，原名周玉峰，1919年7月出生于山东庆云县。他14岁入党，19岁就担任乐陵县委书记，20岁时因地下工作需要，他就改名关锋，再也没改回去了。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地区成立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该校的副校长。这一职位的任命，离不开他在建国前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在山东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文化水平高、能力强的干部。
这个副校长的职位和地位含金量极高，最为难得的是，这个位置给关锋的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极佳平台。那时的关锋，笔杆子相当硬，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这些署名党校副校长的文章，很快被北京的一些理论家注意到。因此在任职不到一年，关锋就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关锋异军突起，成为“左派新秀”，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立，关锋被调去，专门负责编辑给毛主席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主管《红旗》的陈伯达也发现了关锋，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不久就将其提拔为《红旗》编委。
而后，关锋又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并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可以说，关锋的每一次调职，都是离最高权力更近一步，也无声证明着其笔杆子之硬。毛主席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央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主席身边工作。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关锋便是其中一员。
这个小组在“文革”时期的“含权量”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关锋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1966年6月16日，关锋急于表现，与同小组的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老总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并且给出解决方案，希望能将他揪回北京批斗、监视。
对关锋而言，这是他炫耀的功绩、成就；对人民而言，这是他的罪证。而当关锋红极一时的时候，厄运悄然降临。他想更近一步，就提出、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内容，这事是得到陈伯达、江青、林帅等亲笔批示同意的。
可由于这件事对军队和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得毛主席预设的大好“支左”局面遭到破坏，关锋也就遭到了审查。一出事，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将责任全推给了他。最后，关锋先被“请假检讨”，接着软禁，后被关进秦城监狱，不久开除党籍。
直到1982年1月，经组织重新审理，关锋被释放，并免予起诉，但其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被放出来后，他便与家人一起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过着平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