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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上海解放遗留了1.4万国民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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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上海解放遗留了1.4万国民党干部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上海残留国民党干部1.4万人，下级请示杀多少？陈毅做法令人敬佩
执笔读春秋 2023-03-14 23:57 四川 资深媒体人,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率领的三野进驻城区，全面接管国民党留在沪上的所有职能部门，同时逮捕了国民党遗留干部共1.4万余人。
面对如此庞大的俘虏群体，究竟是杀是留？下级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陈毅，他的做法不仅让人敬佩，更体现出了大智慧。
一、上海解放，遗留了1.4万国民党干部
当时上海这一万余名国民党干部之中，有不少人手上都曾经沾着共产党和人民的鲜血。其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平素就与上海的青帮等黑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换句话说，这1.4万人哪怕只有五分之一是“诈降”，背后牵扯出来的“反动派”的数量都将是十分惊人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降将太多时，如果处理不当，他们随时会反叛。因此当秦朝的白起和西楚霸王项羽面对这种问题时，都采取了一种绝决的处理方式——“集体坑杀”。
然而这种手段，即使是在冷兵器时代尚且受到舆论的指责。何况在现代战争当中，我党我军是绝对的仁义之师。
如果将这1.4万的遗留干部全部处决，那么在市民中就会引起不安与动荡，同时也会引来国际舆论的批判与质疑。
但是如果不对他们做任何的处置，那么接下来上海治安，也必定会受到国民党的“掺沙子计划”搅乱。
上海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都市，同时也是新中国战后重建的“经济发动机”，我党自然不想上海在这场战役中伤筋动骨。因此毛主席在渡江战役前夕，提出了“要文打，不要武打”的方针。
作为这场战役指挥的陈毅元帅，也早已和战士们“约法三章”，规定解放军进城之后，不许使用重型武器，且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允许进入民居。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想要避免大规模血腥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伤害。“杀降”可以保证上海战后的治安，但是“杀降”又必然会引起部分民众的恐慌。
一旦被潜伏的敌人利用，只会更加严重地扰乱上海战后的重建。就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马上就摆在了陈毅元帅的面前。那么，陈毅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二、陈毅的处理办法
其实早在解放军攻入上海之前，总前委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网络上的文章普遍认为：陈毅元帅在攻入上海后，对城中这1.4万国民党干部进行了一个身份的甄别。
除了那些“铁杆”的反动者，以及身上有“血债”的人员，余下的国民党干部，基本上都“既往不咎”地被留在了原来的岗位上，并共同参与了上海的战后重建。
以上情况基本属实，但是真实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假如采用这种宽松的政策处理“降将”的问题，那么势必会在自己人中“埋雷”。
共产党人尽管心胸宽阔，可以对敌人不计前嫌，但是出于对上海治安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又怎么可能“轻信”敌人呢？
早在1949年4月，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打响渡江战役的时候，组织上就已经做好了接管上海的部署。
当年4月30日，陈毅向中央军委打了一个报告，提出“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推迟渡江的建议。
然后陈毅元帅从地方上抽调了5000名干部（另一说是1.4万名干部），进行接管上海前的培训学习。最终目的即是以我们“自己的干部”，取代上海原来的基层组织管理人员。
共产党的军队自二十年代秋收起义以来，一直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我军打得最多的是野外游击与遭遇战，对于城市作战几乎没有什么经验。
更不要说打下上海后，还要管理那么大一个国际金融都市了。所以蒋介石方面曾经判断：共产党即使占领了上海，不出三个月也会退出。
蒋介石之所以“小瞧”共产党，除了因为他笃定共产党人是“土包子”，管不了上海的金融精英之外，也是因为上海社会当时成分比较复杂。
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时的人数大约十五万人，而上海城中的百姓共有五百二十万人。
除开其中二百万工人阶级以外，剩下三百二十万人里就包括了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国民党军政干部与潜伏人员，另外还有帮会分子五十万人。
所以即使参与总攻的解放军最后全部驻扎在上海实行军事化管理，一旦“失去民心”，也很难控制城里的社会秩序。国民党的降将数量太多，战后治安的恢复很难寄希望于这一批人。
因此陈毅找来上海的地下党，让他们给干部们以上课的方式讲解了关于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中的一切知识。
除了专门培养接管干部，陈毅在解放军中也展开了培训工作。把一些关于沪上的知识印成了几百本小册子发到战士的手上，让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
另外，上海解放前夕城里有8000地下党员。他们联络了城内200万工人一起举事，所以最后才保证了上海的接管顺利进行。
那1.4万人的国民党干部，其中一万余人都留在了原来的岗位上，他们中也的确有“潜伏”的特务。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年中，这些“潜伏”特务就搞出了三千多起刑事案件。
仅仅解放的第一个月，就有7个国民党“潜伏”电台被破获。其中还有一个19人小组，准备刺杀陈毅。
不过因为我党前期的工作做得好，所有要害部门都有我们自己的政教干部监管，所以敌人往往刚刚准备行动马上就被抓获了。
那么，假如这一批国民党的“降将”一开始就被处决，结果会怎么样呢？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它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又因为租界的关系，很早就成为“十里洋场”。
战争年代能生活在上海的人，除了一些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剩下的都是国内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
这些“有产者”，对共产主义是怀着很深的疑虑与戒备心理的。再加上国民党长达数十年的负面宣传，让他们本质上就不信任解放军。
如果解放军当时一进城就大规模处决敌人，那么我军的行动就会完全陷入被动。“潜伏”敌人必定会联络帮会分子挑动群众闹事。届时如果我党不想对群众下手，就只能内退出上海了。
不过因为陈毅进城前做了准备，我军进城之后对城中的自由资产阶级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并不强求他们马上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并出台措施保护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而对于国民党这1.4万人的干部的处理又很宽容，因此他们大部分人后来还是受到了感化，成为了安分守己的良民。
结语
古语说得好：杀降不祥。白起坑杀赵国的战俘，最后自己被秦昭襄王赐死；项羽坑杀秦国的降兵，结局是自刎乌江。杀死投降的人，往往在后来都得不到好的评价。
1949年，上海解放时那1.4万名国民党干部中的大部分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所以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把他们一杀了之。
解放军在攻进上海之前，对接管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接管政策的制定，接管后民用物资与粮食供应的保障都有安排。
提前调的5000余名干部，事后被派到上海当时现有的组织当中去，负责监管那些国民党干部的工作。
有了这些措施，一些隐蔽在暗处的，曾经走过弯路的人们，也不会因为走投无路而产生“鱼死网破”的念头，于是就这样减少了维持治安中的负面因素。
上海接管问题中对于国民党遗留干部的处理，充分体现了陈毅在与敌人较量的过程中卓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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