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来的。他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都重视以古鉴今。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毛泽东像司马迁一样重视历史，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但他同时重视向外国学习，重视把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是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服务的，概括地讲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重视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智慧。

　　毛泽东的用兵之道深受《道德经》，特别是《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的影响。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过这两本书的内容，到延安后更是细读和认真研究了《孙子兵法》。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继承和发展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思想智慧。

　　毛泽东在孔子那里学到了“学而不厌”“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智慧，出色地传承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少说多做、重视实干的优秀文化传统。

　　毛泽东在庄子那里学到了鲲鹏之志，并在诗词创作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在庄子那里还学到了积、齐、分的哲学方法，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小麻雀到大鹏鸟的转变。

　　毛泽东在孟子那里学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结合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变。

　　毛泽东在列子那里，学到了“愚公移山”的智慧，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司马迁那里学到了“文王拘而演周易”、逆境锻造人才的道理。

　　毛泽东从秦汉交替时期刘邦打败项羽的历史中，汲取了“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智慧，作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策。

　　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很多。总之，是中国历史积淀的智慧，是中国的历史大舞台造就了毛泽东。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从历史的视角认识中国、发展中国。比如中医，比如治水与治国，古人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智慧。

　　洋为中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了这样一个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于社会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对西方康德、黑格尔那样的思想家，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拿破仑、华盛顿、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今天，我们对外开放，搞现代化建设，搞高质量发展，更需要从世界视角结合国情汲取外国智慧。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从本国的特殊性出发同顺应世界潮流、遵循普遍规律、引领世界潮流是统一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就是既坚持了特殊性又顺应了世界潮流。费孝通先生提出“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很好地领悟了毛泽东向世界各国学习又坚持自己的特殊性的思想方法。

　　当前，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对加深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