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下面请看

边芹：再续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三）

当年国被破，“丹心”还可以留取照“汗青”；当“汗青”都被偷走了，“丹心”何处照耀？

我们可能已阻止不了这场打赢了过半程的精神狙击战，但至少应知历史是如何发生的。

仔细看马悦然的履历，其出身背景是遍寻不着的，他是瑞典裔还是有着瑞典国籍的“国际人”，都无处查询。关于他的身世，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料里，居然千篇一律只字不见，只有他出生于某地的记录，直接上国外网站查询也是如此，信息控制得很严密。这样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及至政治历史影响甚大的人，中国人居然甘愿囚于这个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信息口袋而无人去探究。

汉学家这营生在西方是一碗颇为特殊的“学术饭”，以中国一百多年在西方被维持的卑贱地位，纯搞汉学的人难有发迹的土壤，要么偏安一隅、籍籍无名，要么就是被“集团”供养，而“供养”是要干活的，说白了就是在文化活掩护下干政治活。这种“供养”关系并不是直接发号施令，而是由研究经费（或别种形式的津贴）——利和媒体推举（或其他形式的奖）——名，这副双夹板暗中指引方向，这条唯一通往名利的路（没有第二条，任何来自非西方范围的奖励都是被排斥的）自会发号施令。的确有一支隐而不露的国际（非局限于本国）势力时刻“关注”（密切监视）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我在法认识一位英译法文学翻译，她告诉我她的美国之旅让她至今心有余悸。她在那次旅行中护照被偷，补办时FBI找她谈话，说我们知道你参加过某某组织。她听了先是愣住，千追万忆想起来，惊呆了，她很年轻时加入过一个法国共青团外围组织，时过境迁不光自己忘得一干二净，连身边亲人也毫不知情，不想远隔大西洋被调查记录得一清二楚。要不是护照失窃，她可能永远不知秘密档案的存在。而她只是个居家搞搞文字译介也并不出名的文人，更无半点公职在身，也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她从此再未踏足美国。想想看，不过一个共青团外围组织！那些把子女得意洋洋送去的共产党大员，还不知某天会遭遇什么呢。

这种“关注”不到关键时候从不显山露水，其不能越的底线和主线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国家利益和拥戴政府”，这两条线并不是必须的，尤其后一条（全部的迷惑力即来自这里！）；而国家利益只在不与“集团”大方向冲突时才得以维护。是悄悄圈划的“大方向”决定暗中分派的名利，且工作做得极其细致隐蔽。比如挑选记者意识形态是头道关，但从不明文规定，而是从平时言行和文字中暗查；挑选重要记者（传媒核心人物）则除此之外还有隐匿的族群、血统关，这些严密控制从来都是秘不外露，不光外部一无所知，就是内部核心圈之外的从业人员也不知情。除了入门关卡，一个记者若半道思想变了不按“大方向”行事（思想不变时是自觉的），极少就事论事地处罚（但对因语言而被选入的外族裔尤其从敌对国招募的从业人员则不讲这份“客气”），而是事后找另外一个理由（人皆有弱点，一但不听话，弱点便会被揭）开掉或令其主动辞职，并以补偿金做封口费，补偿金视名声地位数额不等，电视名主持可以拿到上百万欧元，编辑部主任一级的，一般也能拿到一笔可观金额。由于金额足以保证当事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没有人有勇气拒绝，故失宠者几乎无人自揭内幕。这也拜赐于西方人普遍内忠，分得清个人与大局，得过好处，一般不往喝过的汤里吐口水。何况自揭形同背叛，那就真的断了后路了。发现这一点，非常惊心，他们一直在做教导别人匆做的事，只不过轻柔而隐秘。

分析马悦然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其师高本汉的生涯都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勾联。洛克菲勒基金会钱多得没处去要“慷慨”到遥远的北欧小国资助年轻的马悦然到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不觉得这弯有点绕大了？观察国内媒体不带一丝疑义地热炒这个“生涯起点”，好似这是马-华关系史上的盛事、一桩“伟大”“情事”的开始，我只能仰面问苍天：这到底是天真得可爱还是昏到丢了起码的常识？你看到这种事，才明白当年有人相信亩产过万斤一点不“荒唐”，历史在继续，且本性难移，只不过换了个痴心投射的主子。

“情事”之后，五十年代马悦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驻华官员，也就是说在那个西方联手封堵中国的年代，他是他们“关注”中国文坛艺界最“近”的眼睛。他也真有眼力，在那个一片红、几乎难以找到裂隙的时代，从他如何挑人这一细节，可以略知“集团”翻找裂隙或可能的裂隙有多么精细，长好的缝隙，都能抓到手备用，耐心等待切开的时机。离开中国后，他的生涯很“国际”，这是一般汉学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获“国王奖”，1984年再获“国王奖”，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尤其译介红色中国文学的人，在“铁幕”的那边得到那么多来自官方的奖赏，甚为不同寻常，至少我在法国既没见过这么幸运的“汉译者”，也没见过这么国际化的“汉学家”。

我在上文及以前的诸多文章中写过，这类操控没有可能找到白纸黑字的内部文件，局外人一般只能靠推理追寻其轨迹（网线接应的轨迹）和目的地。我们从“国王奖”颁发的时间节点上看，会发现一个“巧合”，不早不晚与中国改开的时间表是同步的——1978年。你要去翻找，这类“巧合”并不是第一桩，也不是最后一桩。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登台的，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审美权、道义权在各国自己手中），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一举夺走审美权、道义权）！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另一头为“帝国”培养“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其中策动重点移至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1978年之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安排在97前后，英据时代则从不碰这块殖民地），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将这一地区政权主导或亲中势力主导的原电影业打得七零八落：台湾原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电影工业在精密的挑人选点的凿洞之后如大船迅速沉落，审美权悉数落入亲日-亲西势力手中；香港则是美国好莱坞、西方电影节一劫（人才）一捧，两面夹击，分裂切割，百花凋零，还成功将罪名推之于“97”；大陆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院实际成了他们的人才培养基地和影片生产加工基地，因为人人争先恐后想挤上这辆名利快车，而自己原有的电影奖全都失去影响力。怎么能不失去呢？那边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这边给个奖至多是个优秀电影工作者。最高荣誉在谁的手里，审美权和道义权就在谁的手里，而审美权和道义权在谁的手里，文人和艺术家就在谁的手里。我们的致命错误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不是体育，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能代替我们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上层建筑脑袋被拧掉，由此可见一斑。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前线”，在中国他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和不知打脸的文化官员拥簇着，像拜祖宗似的。他谈起酒足饭饱（个个想套近乎）的中国之行，眼里透出难以遮掩的轻蔑。又怎么能不让人家产生这样的情绪呢？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用“傻”字来形容都嫌太轻。

从这个他们心中有数、我们则没几人看懂的起跑线（1978年）开始，我们沉浸在“冷战”结束的“蜜月”温柔里，他们调兵遣将吹响了“软冷战”的号角。

对马悦然来说，从秘而不宣的号角开始，荣誉纷至踏来，非常像奔向“战场”前的荣誉招募，又似将“战士”送上战车（1985年登诺奖评委宝座）之前的造势。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非常“官方”。我就不懂，我们一心要与官方保持距离的文人们，为什么追捧着这样一个官方人物倒也不亦乐乎？

以我多年观察，“反华”或“对华有使命”的汉学家多有好“命”，财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脚点（走出一国国界而国际化），受西媒热荐，改开后在中国呼风唤雨，因为他们手中有各种来路可疑的资金或可支配各种奖金（文学、文化奖或奖学金）；而做学问不问政事的汉学家很少反华，手上也鲜少诸“金”，他们中多数只有一口薄饭可吃，越对中国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舆论之外（这意味着没有发财的机会），如果中国方面不给名给利，那头又拿不到研究经费，有些人连来华旅费都未必轻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飞来飞去，财大气粗、能够决定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生死、还能为中国“叛逆者”提供饭票的汉学家，会是什么背景，就无须我赘言了。

马悦然掐时正点恰好在1985年获任诺奖评委，难道是北欧小国突然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已有两千多年文学史的中国有没有够“炸弹奖”资格的文学家？为什么在长达一百多年的颁奖历史上“炸弹文学奖”视我如无物——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钻研到四川方言那么细了吗，偏偏就在中国文学最上不得台面的时候，它却觉得“火候”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了火候”让这帮《诗经》存在时还在作海盗的维京人觉得时机成熟了？时机也选得太巧了，恰逢中国上层建筑分崩离析（近代以来第一次如此彻底！）、完全失去思想文化坐标之时，那件评委的荣誉战袍堪比一支军团，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国文坛翻了个底朝天，旧有道德优越感的阶梯一夜崩溃。四年之后就爆发了那起震惊中外的“颜色革命”，而他挑中的人纷纷卷入其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