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再续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二）

那么我们究竟是如何被策划的呢？

三个文艺板块的策划手法是类同的：看准时机、引入概念、挑选棋子（卒子）。时机非常重要，太早或过晚概念都难以“自然”嵌入，看准时机才能在一开始打出擦边球，不暴露意图，也不引起警觉，让概念顺势滑入，悄然铸出模子。其中文学板块又分了四步棋，这四步棋皆与一个核心棋手——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密切相连。我如今看明白不得不击掌叫绝：布局高手啊！

相比在西方各国的其他接应人，马悦然的出场是一步高棋。改开之初，任何来自西方官方的策动，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闹得风风雨雨的“星星画展”，又如北岛回忆他八十年代初被瑞典驻华文化官员用汽车带入使馆时要缩下身子不让门卫看见，有点搞地下工作的味道。而马悦然这个会说汉语、“热爱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己之见总以为那些花心思学了我们语言文化的外国人必是对我友好的）、来自似乎与世无争的北欧小国（这个国家可是“集团”的核心国之一！）的学者的到来，非但不会引起警觉，还让正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以靠革命起家、权力内部的诗人顾工的回忆为证：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气概非凡，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张嘴，一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

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悉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读到的不光是被人欣赏的兴奋和激动，还有一种不太符合常理的对欣赏者的反向崇拜：“气宇轩昂、气概非凡，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一次见面就如此精神臣服，究竟是毫不设防、先入为主？还是嗅到了新权势的腥味？反正儿子以“黑夜”给的“黑色眼睛”以及“习惯黑暗的眼睛”便中了头彩，令其受宠若惊。不过共产党得天下后的权贵阶层“眼睛”都习惯了黑暗，平民百姓莫不是全都身陷地狱？你权力阶层内斗吃了点苦，要清算也在内部算，别打下天下才三十年就往外贩卖啊！家丑还不可外扬呢。这么没有主人意识，一吃亏就分家散伙，当年夺天下岂不是土匪闯入宫殿？再说若写出“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样诗句的人便横夺“天才”封号，那么让写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句子的诗人名何以堪？

从这段话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西方人空降式地来到中国，直接就能在中国上层建筑登堂入室（“这不能不谈呀！”），而且一枪一个准，几乎不花什么成本就夺了一国的审美权。这在任何上层建筑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国度都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西方你想都不要想！就是对被挑中的棋子，西方上层建筑让其接触的范围也有限而边缘，甚至是专为“棋子”设的“沙龙”，如戛纳电影节的红台阶、放映厅约定俗成的雷鸣掌声、卡尔顿酒店的宴会，与真正的“沙龙”可不是一回事，而是与西媒串通搭建的“虚拟沙龙”，就是用来打劫各国审美权和道义权的。反观西媒就知道，凡不是“集团”暗中控制的电影节或文化奖甚至体育比赛，信息都是被全封的，因为他们深知话语的打劫作用全靠“虚拟沙龙”提供的“道德优越感”！真正的“沙龙”都知道棋子就是从被征服国挖到的“隐形背叛者”，与其说挑中的是其才艺，不如说是其本人流露的政治倾向。私底下谈起这些他们在中国热捧的“棋子”，对那些给鼻子上脸毫无自我意识的人，他们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蔑视，那眼神和口吻永远地教育了我，并令我遐想万千，有朝一日，这片土地上的新征服者是不是也会像乾隆下令编撰《贰臣传》那样，把投怀送抱的“棋子”一一录进新版《贰臣传》？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四步棋是怎么走的，事后回头看，发现四步棋一环套一环。第一步棋是一步权宜之棋，这一般是他们的开局步骤，“蜜月期”手是比较轻的，打一回精巧设计的擦边球，先不急着暴露意图。“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把脉远胜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他们解剖我们五脏六腑都看个遍，不但有全局观，而且工作细致做到每一个人头。我们在下篇将谈到的被“集团”供养的汉学家之另类使命，就是做文化观察和研究的同时，兼做舆情政情的情报搜集和挑选或安插卒子，而且并非只为本国政府，遥远的北欧小国何必要把手伸得这么长？这第一板子“擦边球”他们选中了钱钟书作为最初撬开缺口的楔子。最先挑中钱钟书有着一石二鸟的作用，首先钱先生学贯中西，与钱先生交往，在中国人眼里便通过了“资格审查”，拿到了“汉学家”出入中国上层建筑的“通行证”；其次，给左风盛行了几十年的文坛设一个拐点。

文坛左翼东风压倒西风1949年以前已经成势，这与“集团”为抗击欧洲“极右”势力（反犹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刮起的反法西斯左翼思潮密切相连（有没有注意到那段时期有一批欧美左翼记者集中来到中国，而在这之后如此集中和一致的派遣再也没有发生过）——这叫调动左边的敌人，也与中国人从三十年代起反抗日本侵略、之后内战（某种形式的代理战争）、49年以后又不得不反抗西方军事围堵、经济封锁，一直处于战乱、动荡、抗争、挫折、围困之中，有着直接关联。文艺左翼思潮占上风，是后来共产党赢国民党输的重要助力因素，没有这一文化群体的追随配合，历史会怎样走就难说了。而今一切又反过来了，单单倒向国民党（都是自己人）倒也无所谓了，可偏偏是倒向外强。这新主子不但有钱有势，而且会做工作，已经风卷残云扫荡了整个文坛艺界。这样下去天下将归于谁手，问号硕大无比啊！

在改开之初，革命几十年形成的英雄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风文体已趋于僵化，正需要拐点。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创作于抗战结束前后，由于书中塑造了一个“颓废英雄”，正好与四十年代及其后中国政局和社会的走向不相吻合，使一部文学佳作发表后一直未受到应有肯定。时代很少提供公正的奖赏，而往往只挑中它需要的才艺。这一真实的（注意：四步棋中只这头一次的“时代欠债”是真的，其后就利用同一手法作弊了）“时代欠债”，加上书中玩世不恭的人物、自我失败者的故事、调侃诙谐的文风，正好被用来从既有文坛手中一举拿下审美权，一大批未能及时转向或已故转不了向的文人就这么被时代抛弃了。中国社会由于上层建筑无头无脑，总是酿成这样暴烈地断代，从只树“高大全”的英雄一下滑入时兴卑贱小人。

其实僵化的文坛出现一个拐点不是什么坏事，还清时代拖欠文人的账，也是应该的，历史总要结账的。重新肯定钱钟书这样的文化人作家，本应扭转文坛因革命和文化革命造成的过度底层文学和文化荒芜，此为中国文坛与西方文坛（我们追逐的国际文坛）的最大差别。这个吃香喝辣的群体（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看，是世界上最受呵护的作家群体，富裕如欧美也不会让作家不干附加活而终身发放工资！）既无本文明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也无西方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多，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更少。这一局面本是体制一手推助的，只是没有想到，无头无脑的一群人受他势力操纵也同样容易，易主过程奇快。事实上四步棋挑中的棋子，只有钱先生既未受宠若惊，也没接旨投靠。

然而这一拐点本该转变的方向，却由于人家第二步同样漂亮的棋，而彻底奔向了相反的方向。这第二步棋就是马悦然及其遍布西方的那些文化接应人和接应点很快挑中的“朦胧诗人”。将自古便奠基文学的强大的文化底盘剔除，以“本能写作”等于“天才”的等式取而代之，是近代以来新权力从旧统治阶层手里夺取文艺审美权的惯用招数，我称之为“戏子化”，它使文艺直接成为强权的宣传工具或反过来成为其颠覆工具比古典时代容易百倍。当代文艺剥掉“进步”的皮毛便露出此一本质。“戏子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狂奔的方向，不奔到粉身碎骨不会停下来。由此从第二步棋开始，我们的棋手就开始运用这一等式了。以此培养的“棋子”成本低廉却效用巨大。

如果说第一步棋是不得已必走的一步过渡棋，那么真正的策划是从第二步棋开始的。从这时候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以邪压正、概念颠覆这套偷窃审美权和道义权的惯用手法才开始发挥作用。

纵观马悦然一系列主导中国文学的行动（应与他八十年代以前的译介工作分开），会看到一条连贯的、方向从不变改、有其自身逻辑的线索。他从捧“朦胧诗人”开始，便带有明显目的性，而非为诗而诗。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就是他始终不变的倾向性，在“朦胧诗人”中，他的重点是北岛、顾城，独独选择性地绕过了舒婷。事实是当时舒婷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最大，那既不是官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商业炒作可以操纵的。她唯一的“欠缺”是不带政治“异见”色彩，她与前二者的真正区别是她远离权力中心，而北、顾等却是权力内部的子弟。然而在当时自我意识已土崩瓦解的中国文化界，如此带有非文学使命的甄选，却因对洋人的顶礼膜拜，被当作“眼光独到、欣赏水平比我们先进”而慨然接受。再比如，马悦然说北岛不写诗了，他写的散文我不要读。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特意偏向当年写诗的北岛，而是真从文学写作上赏识一个作家，又何必截然在诗和散文之间划界限呢？

从两点可以分析出马悦然另有用心，首先他在中国特为中国作家设的审美标准（甄选标准）与西方文坛自设的审美标准正好南辕北辙，也就是说他挑的中国“好”作家，与西人对自己人的评价标准恰恰是反着来的。我在《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一）》中开篇就写过，一位法国重要国内文学奖的评委被问及对中国诺奖得主作品的看法，回答是“不喜欢也看不下去”，一如对前一位的作品。以我对法国社会的了解，学问高而较少政治和文化偏见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这些为营造“负面中国”专门挑选的中国当代作者，因为这些底层民俗加政治演义的作品与西方自身衡量优秀文学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作品的主要读者是略有文化、已经被“次等世界”的“丑陋”喂饱的小资——最好操纵的一群，为了有效圈养这群支持任何征服战的“猎犬”，这条“饲养流水线”一直被刻意维持着。而马悦然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超脱了西方审美习惯还是特为中国另设了一套审美标准？德国汉学家顾彬就比他诚实，至少说出了西方人对中国当今文坛的真实看法，将真相告诉了中国人。马为什么总挑西方精英内心看不上、自己内部必斥之边缘的作者和作品呢？

其次，马在评价中国亡故作家和挑选现世作家，标准也是南辕北辙。比如他放话辛弃疾若活着，他会推他得奖。只是但凡有点气节的作家都是死掉的，活着的有气节的作家，他避之唯恐不及。他对中国作古的作家有一个专门做给中国人看的冒似公允的评价标准，对在世的、真正能被其选入候奖名单的作家，偏好却恰恰是相反的。这两套标准分得非常清——烟幕弹和炮弹，他说什么做什么并不统一，时不时地放一两颗烟雾弹，阻止人怀疑他的使命和目的。西方人的不诚实是藏得极深的，远非三句话就露馅的中国人能比。不过他年事越高，越有点得意忘形，以为玩弄傻瓜可以一路玩下去，弄得“活不出人样”也已不够穷贱，要到“牲口般的人生”描述里去挖掘他眼中被“忽视”的“天才”，把他一句“恩赐”便可全盘操纵的井底之蛙硬说成是中国一流作家，我以为就到了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戳破的时候了。

我边写边为自己捏把冷汗，得罪了世界最大主子的执行人，真是不识时务啊，在“国际声誉”和“国际版税”这两大名利诱惑面前，被劫走了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的国又算什么？在这个战场上，再也不会有一跪千年的秦桧了，因为谁还会在颠倒的世界作连名分都没有的文天祥？当年国被破，“丹心”还可以留取照“汗青”；当“汗青”都被偷走了，“丹心”何处照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