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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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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大家”们的头衔总是跟他们早秃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异常茂盛、多得令人咂舌,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企业家、各种专家等等,每一个头衔都成了一种荣誉的象征。但不管有多少个“家”,都是围绕着最根本的身份出发,比如鲁迅,我们想到他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提到钱伟长先生,我们轻而易举就能想到一大堆称号,力学家、数学家、教育家、大学校长、民盟主席,但少有知道,他崎岖坎坷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还有其他诸多有趣的身份。
众所周知,钱伟长自幼体弱多病,虽然经过清华大学几年的刻苦锻炼,由最初孱弱的形象一举蜕变成田径达人,但那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风光。1968年,55岁的钱伟长被分配到首钢做了一名炉前工,一干就是5年。钢厂之内多是正值壮年的大汉,他们的肌肉和年龄把钱伟长衬托得更加虚弱。与钱伟长一同到来的还有学校其他几位老师,一个月后,教师们多数返校,数月后,只剩下他一人只身留在钢厂。冥冥之中,仿佛契合了他当初从中文系转物理系的命运,当时也是几个同学一起转系,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他。只不过后者是命运的眷顾,前者却是命运的捉弄。列宁说过,历史喜欢捉弄人。此言不虚。
首钢旧址,近期此处将建立工业遗址公园。(网络图)
当时被命运捉弄的人有很多,尤其是跟钱伟长一样有旅美经历的科学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钱老一样乐观豁达地撑过这段煎熬岁月,许多人做出了另外的选择。比如陈绍澧、周华章、 董铁宝、程世祜、萧光琰、林鸿荪等人就不堪命运的捉弄,在钱老下钢厂的1968年他们的选择是,不跟这个世界玩了。
但钱伟长并不自怜自弃和自怨自艾,相反,他非常喜欢钢厂的氛围,这里的人们富有活力,待人坦诚热情,没有知识分子的尔虞我诈,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外放到表情上,所有的表情都写在脸上。在钢厂的岁月,钱伟长跟炼钢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反而要比工人们要做更多更重的活计,还要服从工人们的领导与指挥。
有一次,一个年纪轻轻的炉前工把钱伟长误认为是下放的劳改犯,对他颐指气使。一天,他差使钱伟长去取落在更衣室的水杯,回来之后破天荒地给了钱伟长一根烟。钱伟长从不抽烟,但也没拒绝,接过来学着工人们的样子别在耳朵上。这件事被其他工友知道后,告诉那个年轻的炉前工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是科学家。他便向钱伟长道歉,同时觉得自己发烟的举动过于轻薄,便诚意十足地跟钱伟长说:“你既然不会抽烟,把烟还给我吧。”
钱伟长却笑笑说:“这是我的劳动所得啊,我虽然不会抽,但是可以留作纪念。”
文革期间的工人形象(文革宣传画,资料图)
这样一来,钱伟长就跟工人们打成一片,每天有说有笑地上工。钱伟长尊重劳动者,也顺理成章赢得了劳动者的尊重。虽然不能在自己最擅长的学术领域开疆辟土,但他仍然把炼钢炉的劳动看作是兴荣祖国的一种事业。唯一让他懊恼的是,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钢钎要比计算方程式的笔杆沉重太多,在他那个年纪那把身体可运转不灵。
这跟钢钎重达52斤,钱伟长举一会就觉得乏力,要举着这样一根钢钎进行上料、捅火等作业更加力不从心。看着那些年轻的后辈们隆起的肱二头肌和肩背肌肉,孔武有力地挥舞着钢钎、钢锨热火朝天的工作,钱伟长并没有喟叹自己早已经逝去的青春,而是利用自己的所学,从另一方面突破入手。
钱伟长最擅长的学科是力学,这个看似高大上的学科其实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失去了力,整个世界就将分崩离析。钱伟长就利用力学原理做了一个支架,把钢钎一头放在支架上,用另一头捅火炉,利用杠杆原理,轻轻松松地就能展开工作,最关键是节省了力气,提高了效率。很快,车间内的10座转炉都配备了“钱氏支架”,钱伟长在工人们眼里成了“明星”。
“钱氏支架”的发明得到认可之后,他被调入革新组,专门就钢厂的设备改革献计献策。他为钢厂设计了800吨的水压机;设计了2000平的热处理车间;把钢厂当成了教室,搭配着力学原理给工人讲解操作技术,不仅让工人上手更快,而且对机器更加了解,不像以前只知道这么做对,不知道为什么对,一旦出了错,全都束手无策。在钢厂,钱伟长把所学化成了所用。
1988年,钱老再回首钢。(资料图)
列宁还说过,历史在短短的20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就会揭露他们的原形。此言,也不虚。
在钢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钱伟长被一个神秘人物破格取用,从钢厂调回清华大学,专门从事接待外宾的重要工作。
到底是怎样的神秘人物?钱伟长做的又是怎样的重要工作?敬请关注《钱伟长的“特殊身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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