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再重发?因为时至今日,香港的精英还是非常非常崇拜西方民主普选制,真是愚蠢至极!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花了那么多的真金白银搞立法会的半普选,结果把那么多的揽炒派选进立法会,然后再用那么多的真金白银养活他们,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支持他们揽炒、拉布立法会,不让立法会正常运转,你们究竟在图什么?!!!现如今不能搞普选制了,为什么你们将来还要搞普选制?!!!
正如列宁所言:“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80页。普选制它就在香港腐烂发臭并且毒害香港,你们被普选制卖了,还帮它数钱。
你们可能不服气,你们可能会说,发生修例风波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香港搞“颜色革命”造成的。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所有“颜色革命”得以成功的地方,几乎全都是因为实行普选制造成国家、社会甚至家庭撕裂,有了裂缝,苍蝇才会叮你!要不然,洪培博的王府井事件,怎么就没能成功呢?这是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它就不怕“颜色革命”。同样的情况,乌克兰行吗?埃及行吗?
香港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因为“井水不犯河水”所造成的。你们当初不是就不愿意让中央管嘛!好像中央不管你们,你们活的会更好,结果怎么样?中央不出手行吗?中央不出手,香港之动乱能结束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香港是搞不好的,睁开眼睛仔细看一看吧!新冠疫情对中西方民主制度的考验,谁更有生命力不是一目了然吗?有人讲2020是中国公知的崩溃年,他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让中国早日实行普选吗?结果搞普选的无论基层还是地区或者国家,怎是一个乱字了得?只有实行普评制的先进基层才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苏联宪法最关键一条是谁修改的?戈尔巴乔夫4年做了4件事
泥腿看客原创2年前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也是苏联首任总统和末任总统,成为苏联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在自己所写的书中为自己当时的行为进行辩解,认为“有过错误,但绝没有谎言”,这种辩解代价太大了,庞大的超级大国苏联消失了。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前,有一个很难逾越的“坎”,但却让戈尔巴乔夫逾越过去了,如果这个“坎”不被逾越,或许苏联还有喘息的机会,此“坎”就是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是苏联的“顶梁柱”,没有这个“顶梁柱”,也就没有苏联。
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但这一明确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却让戈尔巴乔夫用了4年,做了4件事,轻轻松松给修改了,这就预示着苏联已经名存实亡。
释放一个人物
1986年底,苏联当局释放了一名政治犯,此人就是苏联时期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他已经被流放到高尔基城六年。高尔基城是苏联有名的“秘密之城”,一般不对外开放。而萨哈罗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萨哈罗夫是一名科学家,也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但他后来如何走向苏联的对立面,并没有公开的资料,不过萨哈罗夫是一个受西方欢迎的民主人士。既然受西方欢迎,苏联必定打压,于是萨哈罗夫成为苏联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像萨哈罗夫这样的“有名人物”,苏联当然不会放他出去,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起来!于是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城。在高尔基城,萨哈罗夫还要受到严密监视。
但萨哈罗夫庆幸遇到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巴乔夫让他焕发了“第二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了自己的新思维改革,后来又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于是萨哈罗夫被释放。但释放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是否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不得而知。
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后,就有记者采访他,并问他:“是谁给你打的电话,是不是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回答道:“是,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作了一个决议,您可以回到莫斯科。” 萨哈罗夫还表示:“我希望我会全部获得人身自由,我以后尽我的力量来做这些事,这是我的使命。”这种回答也透露了,对萨克罗夫的释放,必定有西方的身影,也是戈尔巴乔夫向西放释放善意的一条途径。
萨哈罗夫释放后如鱼得水,他很快重返久违的政治舞台,而且依旧作反对苏联体制,反对苏共的事情,还成为当时苏联“民主派”的领头羊。
据资料记载,1986年,也就是释放萨哈罗夫的这一年,苏联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浪潮下,大量非政府组织诞生了,这些组织打着俱乐部、辩论会、知识分子小组会等名头,不断组织活动。1987年,苏联这样的组织有3万多个,到1989年达到9万多个,不得不说西方与萨哈罗夫起到关键作用。
苏联遍地而起的非政府组织,除了谋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分子外,大都是打着全盘西化的旗号,并要求抛弃苏联体制的激进派。那时像萨哈罗夫这样的“民主人士”很多,这些组织经常组织反对苏共的游行、示威、罢工、罢课,那时的苏联很热闹。萨哈罗夫能成为这些组织的领头羊,不得不说是西方早就选准的。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出现如此多的非政府组织,不仅高兴,而且认为这是“民主化”的体现。对这些组织的活动听之任之。但戈尔巴乔夫却不知道,他所释放的萨哈罗夫,犹如弄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好戏还在后头。
召开一次会议
1988年6月28日,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就是政治改革。此次会议把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
1989年春天,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展开工作,这次选举,戈尔巴乔夫学习西方议会制,他要在全国进行一次全民选举。
这次全民选举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导向,就是很多地方选举苏共失败了,就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曾说:“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地,选举中苏共全都失败了。在后来参加选举包括选举取胜的那些人,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的人。”
苏联搞得这次全民选举,不仅混乱不堪,而且一些杀人坐牢的恶性犯罪分子都被选为代表,选出最多的就是那些反苏共的人,这些人成为代表中的主流。
苏联反苏共的组织也像西方一样,组织竞选演说,鼓动不明真相的人选他们为候选人。而戈尔巴乔夫要求苏共在这次选举中不得插手,要保持距离,也不能干预候选人的活动。这个要求,实际就放弃了苏共对选举工作的领导,把权力交给西方国家控制的资本。
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选出要求独立的分裂势力的代表,苏共内部最大的反对派代表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但萨哈罗夫却在苏联科学院落选。
对于萨哈罗夫的落选,戈尔巴乔夫特别要求再给苏联科学院增加一个名额,确保萨哈罗夫当选。戈尔巴乔夫对萨哈罗夫的关照,不得不令人怀疑。
选举结果出来后,苏联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甚至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州委员居然没有一名当选。在苏军内部来自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居然没当选。面对这种尴尬的选举结果,连戈尔巴乔夫都无奈的说:“很多苏共委员,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一共有30多人。我周围工作的党内的重要干部都感到震惊,我都无法召开政治局会议了。”这是无奈还是庆幸呢?
瓦·伊·茹科夫对于苏联的这次选举,他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利用良好的机会,让赞成苏共理想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当选。普通的党员无可奈何,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全苏联的选举结束后,接着就是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5月25日,大会召开,当时苏联电视和广播全程现场直播,大会中辩论的场面好不热闹。
此次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领导人。据统计有近15%的“民主派”及支持者被选进最高苏维埃。叶利钦最后侥幸靠递补进入最高苏维埃,主席当然是戈尔巴乔夫莫属了。
这次大会上,被戈尔巴乔夫释放的萨哈罗夫最抢眼,他在会上居然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萨哈罗夫提议后,叶利钦当即表示赞成,但大多数代表反对而没能通过决议。
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的步伐并未停止,1989年7月,苏联又召开一次跨区的议员团代表会议,波罗的海国家的240名民主派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中,萨哈罗夫与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耶夫等“民主派”的带头人成为轮值主席。这样的会议,也预示着苏联最高权力机构中出现正式的反对派,目的只有一个推动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
雷日科夫对这些民主派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做法这样说:“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这次会议中议员团,还鼓吹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直接让苏共交权。雷日科夫回忆到:“我记得很清楚,有萨哈罗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关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为了斗争需要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那是因为在全国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都已成熟。但7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再次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引入西方体制,实现多党制,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
“民主派”强烈要求修宪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反而积极推动这件大事的成功。
增加一项议程
对于取消宪法第六条,戈尔巴乔夫做足了工作,他先是在1989年11月26日写了一篇赞颂西方议会民主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宣扬苏联应该效仿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他甚至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句话既向西方表明苏联要搞西方体制,也向国内表明,戈尔巴乔夫要对苏联宪法动手了。
1989年12月12日,苏联召开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那个民主人士萨哈罗夫,再次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向会议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萨哈罗夫说:“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 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产生法律效力,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
对萨哈罗夫的倡议,戈尔巴乔夫附和说:“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对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向反对派低头,而且还要通过投票进行表决,苏联注定要解体。
但这次投票的结果还是没有通过,可却得到三分之一人的支持,可见民主派占了多大比例。
会议结束后两天,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归西了,但取消宪法第六条的事并没有结束。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称:“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讲话的第二个月,苏共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动员20万人在莫斯科进行游行,并直接打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没人来阻止。
戈尔巴乔夫在随后召开的苏共全会上,不仅不对“民主派”的反动行为进行制止,反而说出“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显然萨哈罗夫死后,戈尔巴乔夫继承了其遗志,继续推进这件事。
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苏共向苏联代表大会提交了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建议。三天后,苏联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把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为“苏共、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把苏共与其它党派列入同等地位。
1936年,斯大林领导修订的苏联宪法首次明文规定,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这是苏共长期执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没有这一条,很显然就没有了苏共。利加乔夫痛心的说:“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党的领导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苏联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说得更到位:“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还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煞费心机的修改苏联宪法,是不是早有预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