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瞭望》忧患中医 三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下面请看

这是来自《瞭望》的一篇文章：忧患中医，全文大意是说西医以科学的名义加剧了中医在国内的衰落。现将全文下半部分摘录如下，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称‘中医研究院’，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有人很天真，以为名称的改动，就可以终止‘中医不科学’的诘问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王振瑞说。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编后：在有关专家眼中，“科学”在中国经过了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用这样的畸化“科学”观研究中医，将中医逼进了理论与资源分配的死胡同。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哲学上的根本差别，突破融通很难。

　　根本上讲，中医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疾病的方式与西医有极大不同。

　　而对这样的文化哲学，我们还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传承、发扬光大吗？

(文/张迁)

 针灸的“反攻”

　　“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依据国外的反馈。如果人家没兴趣，我们也就提不起劲、懒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动了真格，我们才想起来这本来是自己的国粹、自己的使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扎完头部的3针后，李欢额头微微出汗，她告诉赵百孝：“感觉有点胀。”

　　“这就对了”，赵百孝解释说，针扎对了穴位，就会产生酸麻胀痛的针感，中医称之“得气”，是激活经络的表现。

　　依照中医理论，这个“气”，系人体生命的能量，循经络运行全身，循行不畅就会感觉不适或出现各种病症，针刺使之畅通，通则不痛。

　　“西方现代医学注重解剖，讲究眼见为实，他们认为，经络和气看不见、摸不着，其是否存在，尚有待证明。”赵百孝对本刊记者说。

　　赵百孝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医堂出针灸门诊，素谙针灸之术。

　　他告诉本刊记者：“针灸仍然需要跟西方医学磨合，但从目前来看，在中国拥有几千年历史的针灸，堪称中医走向世界的排头兵，特别是它的针刺疗法，已经被现代医学在疼痛、康复等领域中应用，可以说已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经络存在吗

　　西方亦有研究认为，针刺技术带有很强的安慰剂作用。换言之，它的疗效很可能来自心理安慰。

　　比如德国2005年曾组织一项耗资数千万欧元的大型针灸临床试验，结论之一则是：“在一部分试验中，专家分别在病人的有效穴位和非有效穴位上进行针灸，结果发现两种情况对部分疼痛症的效果相当。”

　　赵百孝认为，针刺疗法的确重视安慰的效果，但它本身的疗效不应否认。

　　据他介绍，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汇集全球针灸专家，对针灸疗法进行“科学评估”。结果显示，对针灸适应症的范围认定虽远远少于临床实际应用的范畴，但评估承认，针灸可以治疗术后疼痛、恶心、腹胀、牙痛等症状。此次评估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具有世界级影响。

　　2004年，美国医学杂志《内科学纪事》刊登了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历时4年、花费200多万美元的针灸临床研究结果。美国国家互补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斯蒂芬斯罗博士认为，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为时最长、最严格的针灸试验，用西医中常用的严格的大型临床试验证明了针灸能缓解疼痛，改善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功能。

　　《黄帝内经》载：“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人体疾病，都可通过调整经络气血的功能活动，进而调节脏腑机能，达到治疗的目的。

　　赵百孝说：“针灸治疗确实有效，问题是西医专家不能理解接受从经络学说等中医理论对针灸临床治疗和效应机制的阐释。”

　　他解释说，西方医学的特点是讲循证、讲解剖，如果这个部位不舒服，他一定要找到致病因子，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何种病变。他们难以理解人体的远端部位间的联系，明明是头痛，为什么在远端的脚上扎几针就能治好？他们觉得根本讲不通。

　　赵百孝评论道，“当然，中医针灸要发展，也要接受来自西医对针灸的挑战——你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经络存在，搞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外一度出现追寻经络的热潮。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孟庆云在《中医百话》一书中介绍道，研究者“用皮肤电阻、电位探测法、循经感传测试、循经声信息检测、体表超弱冷光检测、循经路线的同位素示踪等方法研究经络，目前，已经可以用不同方法将部分经脉循行路线显示出来。”

　　孟庆云认为，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关于经络的假说是不足为怪的，“当代对经络的研究，早已超越了‘还原主义’的思路，而从信息观念、用声、光、电、热、磁等方法，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技术来研究经络”，“在某些方面，国外起步甚早”。

　　“总体而言，建国几十年来，我们几番试图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发现经络，但困难重重、麻烦不断。”赵百孝解释说，从针灸来看，它的疗效已经在人体得到证明，但你要去说理，要证明它为什么产生疗效，这其实是在研究中医的经验，而古人讲的经验来源于临床实践和理论推理，并不源于实验，如果一定要用实验的办法去套这种经验，那很困难。

　　他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要你去研究优美的音乐为什么能让人心情舒畅，你要说清楚究竟是音符起作用，还是乐段起作用，这怎么研究？”

“针灸外交”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求针灸必须对自己说个明白。

　　“西方一些比较前卫的、比较OPEN(开放)的人，他们看到针灸确有疗效，一时搞不清原理，他们也认了。”赵百孝说。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记者之一詹姆斯罗斯顿患阑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切除术，并应用针灸疗法消除术后疼痛。回国后，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有关针刺麻醉的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进而引发了一股针灸热。

　　这就是与“乒乓外交”齐名的“针灸外交”。

　　据赵百孝介绍，“针灸外交”的背景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西药进不来；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底子薄，开展“一把草、一根针”的中医药研究，对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非常重要。

　　政府大力支持针灸事业，掀起了学习针灸的热潮。

　　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本由杨甲三编著的《针灸临床取穴图解》，创造了245万册的发行纪录，这个数字数倍于当时全国中西医生的人数总和。

　　1958年，上海施行针刺麻醉下扁桃体摘除术获得成功。这种不打麻醉药，靠针灸解决术中疼痛的疗法，受到世界注目。

　　据记载，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便宴上，向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琏祝贺针灸万岁，并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

　　理论更为丰满后，1971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布中国针刺麻醉术的成功及其理论研究成果。

　　“‘文革’期间提倡开门办学，我记得，在我1975年读初一的时候，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就讲了简单的针灸知识，如针刺合谷穴等。那时候，好像人人都会扎针。”赵百孝说，“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期间推动了针灸发展，但同时又把针灸庸俗化了，这反而害了针灸。”

　　他说，在那个人人都会扎针的年代，只要是稍懂解剖、只要扎不死人，大家都敢扎针。而且针灸有个特点，哪里不舒服，就在那里扎几针，感觉就能好一点，你还很难分辨究竟谁的技术更高明。

　　接下来的情况是，“针灸的门槛降低了，收费自然上不去，针灸从业者找不到价值认同，慢慢高手也就少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非常突出。”

　　据他介绍，针灸在古代是非常神秘的，甚至扎针前还要焚香祷祝。在学针灸之前，老师会要学生先学功夫、练指力。在学针灸时，由于古代不学解剖，老师说这里不能扎、这里要斜着扎、这里要扎多深等，学生都要牢记，或者靠自己摸索获得知识。

　　“现代针灸大家承淡安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先练六个月的指力，练习时先扎1层棉纸，每天增加1层，如果扎到100层的时候，还能跟扎第1层时一样轻松，指力才算达标，然后才能在人身上扎。”

　　赵百孝说，现在的针灸教学模式，往往是一个老师面对近百名学生，临床基地少、临床实践少，学生练习动手的机会很少，“学生理论全知道，手上却没功夫”。

　　针灸的适应症也在不断减少。“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国内对针灸科室的发展不够重视，针灸的临床范围也逐渐缩小，好多针灸能治的病，患者都不来了，给我们剩下一些别人不愿意吃的鸡肋。比如，针灸治疗抑郁症效果特别好，但老百姓不知道。”赵百孝说。

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针灸在国内屡有“滑坡”的描述，但其在国外却似乎毫无颓态。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医药已传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针灸医疗机构达10万多家，针灸师有30万～50万人，针灸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合法地位。

　　“国外针灸热度的确很高，但大家也不要产生错觉，以为能挑战西方医学的主导地位了，其实，针灸只是在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发展势头最好。”赵百孝说。

　　他分析说，一方面，西方医学越来越倾向于设备竞赛、人才培养成本越来越高。医疗费用不断增长、西药造成药物损害等原因，为补充和替代医学赢得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针灸的作用机制在补充和替代医学中研究得比较透彻，疗效比较确定，因而相对容易被接受。

　　中医的治疗方法从大的归类上讲，只有针、灸、药三种，针灸是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代表，推拿、拔罐等治疗方法属于针灸范围之内。

　　“针灸已经被国际接受，但中药真正走出国门还尚需时日。”赵百孝解释说，与中药相比，针灸是在可观察的情况下向人体施针，而中药是要进入人体，由于其成分非常多，十几二十味药熬在一起，究竟是谁在起作用就很难搞清楚，恰恰西方人对进入体内的东西一定要问个清楚，这就制约了中药走向世界。

　　换言之，西方研究者希望在中药中寻找其真正有效的成分，或搞清楚每种成分的功效，但传统中医认为，中药疗效乃各种成分间的相互作用，一旦弄清楚了它疗效的关键成分，用这种有效成分制成的药也就不能够再被称为中药，而是一味西药了。

　　比如青蒿素，这种从青蒿中提取的物质，目前是世界上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它就是由研究人员用还原分析的方法，经披沙拣金般的努力，从中药中鉴别出来的，只是类似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

　　有的起初成功，后来却遭遇失败，比如小柴胡汤。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按照西医的研究思路，认为小柴胡汤可治疗慢性肝炎。在临床使用中，由于医生不顾中医辨证论治，将其作为治疗肝病的常用药，结果一些慢性肝炎患者有邪热伤阴症时，仍被采用小柴胡汤治疗，导致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甚至死亡。

　　“中药讲究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医理论，脱离了这些，出问题就很难避免，但不了解的人说起来还把这种西药当作中药，反而伤害了中药。”张晓彤说。

　　针灸也遭遇过类似的批评。由于一些针对针灸疗效的研究，在实验设计上不易做到中医讲究的“辨证论治”，针灸的现代化之路被抨击为“针灸西化”。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其针灸师的执照被称为“针灸与东方医学从业者”。有论者认为，这意味着，在他们眼中，针灸只是一种物理疗法，或者是一门操作技术，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行列。

　　赵百孝说，或许西方对某些针灸疗效的研究还不深入，但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中国的研究者都感受到，他们确实在针灸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投了很多钱，积极地去弄清楚针灸的作用机制。

　　同样，尽管中药的作用机理仍显得非常神秘，但它的疗效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2007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对科学家来说，中药是如此“难以下咽”，能否用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药。

　　对此，赵百孝稍显焦虑：“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依据国外的反馈。如果人家没兴趣，我们也就提不起劲、懒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动了真格，我们才想起来这本来是自己的国粹、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