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温铁军甲烷减排承诺的背后真相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下面请看
温铁军:甲烷减排承诺的背后真相
温铁军 22-1-26
2021年11月,中美在格拉斯哥会议上签署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过去长期议而不决,甚至中国和其他主要水稻生产国都拒绝签署的关于甲烷排放的条款正式纳入了。这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国际承诺,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个承诺的背后的逻辑就会发现,它并不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说长期以来议而不决?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食物消费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差异:我们以米饭为主,但西方国家不是。如果我们把减少甲烷排放作为一个对国际社会的承诺,那么最直接的影响是以稻米为主粮的生产。
为什么甲烷和稻米这么相关?大家稍微在网上看一看,这个知识是随处可查的。稻是水生作物,它必须水淹,而水淹就会导致氧气很难进入土壤,这就使得稻田和湿地一样,会发生大量的甲烷排放,尤其是以现在这种大规模推进稻田生产的方式。
至此,我们还必须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气候暖化影响着农业生产方式。我们在很多讨论中都说过,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竺可桢院长提出“竺可桢假说”,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每当气候暖化都意味着农业文明向西、向北的拓展,往往游牧部落群体向西向北撤退,而这往往是气候暖化带来的农业文明的拓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
温铁军:甲烷减排承诺的背后真相
但当我们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大家看到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其实是一个明显的、以工业产业集群和城市带扩张结合在一起的状况,它所制造的主要是碳排放,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比如大家都知道的pm2.5)。这主要是进入到工业化阶段以后所形成的更为突出、更为迫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掩盖掉了农业社会会随着气候暖化而不断形成向北推移的情况。
这跟我们以往形成的农业常识完全不一样。我们过去的常识:农业是有周期的,我们叫做“三年小周期,五年大周期”、“两丰一歉”或“两丰两平一歉”,不可能长期维持增粮食增产的。而现在出现十几年连增,这和我们过去的农业常识是不一样的。其原因我们有多种讨论,但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是可以纳入考虑的,就是认为气候暖化带来了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向北推移,而推移的部分是平地比较多,它适合粮食生产,因此带来了连增。但这个事很少引起讨论,因为我们一概都纳入到所谓的碳排放造成的气候暖化讨论之中了。
所以中国做出了甲烷减排的承诺之后,我们在农业领域中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如何能够趋利避害,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重大问题。并且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它是“利”还是“害”,而是要采取各种措施来“趋利避害”。
二是我们还得注意已经在世界形成共识的“碳减排”,客观上为西方进入金融资本控制经济阶段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碳汇交易”——其生发出来的金融衍生品正在开疆拓土。也就是说,如果甲烷也被纳入到像碳减排一样的金融资本运作之中的时候,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一旦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并且实行量化宽松,它大量制造的货币就会流向大宗农产品,特别是世界上商品化率最高的小麦玉米等,导致小麦价格翻倍;而那些创汇能力比较低的国家对外进口粮食的依存度又比较高,它们就直接演化成粮食危机进而演化成社会动乱,也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这样的后果是复杂且尖锐的。像这种情况,我们都应该知道是金融资本向粮食领域转嫁金融资本危机的代价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过去水稻之所以没有伴随着金融资本大量扩张而大幅涨价,原因就是水稻的主要市场在亚洲,也就是亚洲被西方金融资本控制的程度不像其他国家那么高,亚洲国家的主粮自给率也相对比较高。现在如果我们把稻米种植大量减少,让亚洲国家也调整膳食结构更多地改为以小麦为主粮,那就意味着在粮食金融化程度上亚洲国家也基本被纳入了。
所以当2021年前三个季度减排不明显,到最后年度要考核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点比较短期有效的强制措施。于是乎就导致了相当多的企业发生困难,甚至居民用电也出现问题了。而在未来甲烷减排的过程中,如何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并且把这个问题和我们长期发展所需要的膳食结构调整、农业对粮食安全的保障等统筹做出有效安排,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