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沈醉被特赦后：与杜聿明成好友，1981年探亲被女儿笑是“老糊涂”

青春娱诗心角标

5天前

1959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因为一份特赦名单“沸腾”了。

这是功德林特赦的第一批战犯，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邱行湘等人都在名单上。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员们都为他们开心，他们自己也是激动不已。

此时，在人群中有一人则显得十分低落，他就是：原军统大特务沈醉。这位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之一的风云人物，此时早就没了从前的风光。事实上，从他早年跟随蒋介石和戴笠，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时，就应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杜聿明发现沈醉有些落寞，特意上前鼓励他：

既然有第一批，就肯定会有第二批、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就好好争取嘛！

杜聿明之所以会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跟沈醉走得很近。沈醉在功德林是如何积极改造，杜聿明是很清楚的。他判断只要沈醉能继续努力，被放出去是迟早的事。

在杜聿明的几番安慰之下，沈醉终于想通。1960年，他果然被列入了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成为新中国的一位正式公民。

这一年，他46岁。

毫无疑问，沈醉曾是一个实打实的“大魔头”，让人恨得牙痒痒。但这样的人，为何最终会被改造成功？在特赦后，为了赎罪他又做了哪些事？

本期，魂说要跟大家说的，正是这些发生在沈醉身上的往事。邪与正，个人野心与家国大义，到底该怎么选？这些尘封的往事，或许能给后世一些启迪。

一：在功德林，沈醉见到了很多老相识

沈醉是1949年12月，在云南被抓的。

自从1946年戴笠死后，新上任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就视沈醉这个戴局长亲信为眼中钉。沈醉也知道自己在军统没好日子了，便自请调到军统云南站。也就是在这里，他在1949年成了战俘。

最开始，沈醉被关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当时的他始终觉得自己难逃一死，便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混日子。直到1957年，他被带到北京功德林。

他到功德林时已是深夜，便早早地睡了。谁知第二天醒来，他却看见很多熟面孔：宋希濂、王陵基等。

老熟人在这样的场合相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聊天间隙，沈醉发现床上还躺一个戴眼镜的人。

此人正睡在床铺上的一个大石膏模型里，沈醉走近一看，才发现他正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这怎么可能”，沈醉不敢相信。杜聿明早在1949年年初，就战败于淮海战役中，沈醉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蒋介石对外也曾这样宣传过。沈醉是真没想到，杜聿明现在就在眼前。

像杜聿明这样的名将，以前都不太愿意跟沈醉这些特务接触，所以两人之前没见过几次。不过，这并不影响沈醉对他的敬重，毕竟人家以前是打过鬼子的。

因此看见杜聿明躺在石膏里，沈醉以为这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惩罚他，便替杜聿明伤感起来，他指着石膏问：“这是什么意思？”言语中，对战犯管理所颇为不满。

杜聿明听完后，倒是大笑了起来，表示：“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此时沈醉才知道，原来杜聿明的脊椎变形，工作人员才弄来这么个石膏模具。

之后，为了给沈醉解开心结，杜聿明给他讲了很多事：关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死，关于自己为什么现在对共产党打心底佩服？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失利后，本来是一心求死的。当时，他已经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是部下夺了他的枪，劝住了他。

做了俘虏后，杜聿明一开始也没想好好配合改造。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他都有，但他却不跟医生说，只想慢慢等死。

后来，还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的脊椎变形，这才强行带他去医院检查，发现他已全身是病。于是，从那时起，管理所的同志们便对他进行了特殊照顾，又是给他求医问药，又是为他提供牛奶等营养品，还免去了他每天的改造劳动。就这样，杜聿明才保住了一条命。

当把这些事，都跟沈醉一一说清楚时，杜聿明还特意感叹了一句：“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就是这么一句感叹，让沈醉惊讶不已。他没想到，我党会这么厚待一个敌军将领。但听说着这些事，他也完全理解了为何杜聿明转变会这么大。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

从这以后，沈醉在功德林就成了杜聿明的“小跟班”。听说杜聿明报名当缝纫组组长，沈醉就赶紧也报名副组长，他的改变让杜聿明颇为欣慰。

二：沈醉觉得自己不符合特赦标准

自从受到杜聿明的开解，沈醉的表现一直很好。1959年听说杜聿明成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俘之一，他虽失落于自己不在名单内，却也为杜聿明高兴。但同时，他也跟杜聿明说了一句泄气话：我比不上你，我不符合特赦条件。

说这句话时，沈醉为自己过去做的很多事，愧疚不已。

沈醉比杜聿明小10岁，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村，曾经的他也是一心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的。18岁那年，他在长沙读书时，还跟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过大革命的思想。结果因为这事，他被学校开除了。

没办法，他只能孤身一人到了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说起来，这余乐醒从前也是个革命者，早年曾跟周总理等人一样，都在法国留过学。回国后，他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也曾在叶挺的独立团出力。

只是，他革命立场不坚定，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选择了跟反动派为伍，并在随后加入了军统，成为了戴笠的心腹之一。

当时年轻的沈醉，还搞不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分，什么事都听姐夫的。姐夫让他进军统，他就进了。后来姐夫又把他介绍给了戴笠，他也觉得挺好，从此在军统内步步高升。

说起来，第一次见戴笠时，年轻的沈醉也搞不清对方为何会一眼就“看中”他。

那天，沈醉被戴笠叫去，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他临走时，戴笠还特意说：“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同他一道去南京玩玩！”而后，戴笠还特意拿出100元，做为两个年轻人的游玩经费。

就这么100元，让沈醉记了很多年，让他觉得戴笠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1946年，戴笠的飞机失事后，蒋介石一度认为他的飞机是被迫降落在了我军根据地，便打算派人去救。当时，军统所有人都知道此行危险，无人敢应这个差事，唯有沈醉站了出来。

虽然最后并未成行，但从他此举来看，他对戴笠确实是忠心的。只是那时候的他，还不明白在任何时候，忠于国家都应该是高于一切的。这一点，直到进了功德林，他才想明白。

跟着戴笠的这十几年里，沈醉由一个能为了革命被学校开除的有志青年，变成了人见人怕的大特务。但杀人不眨眼的他，也有过心软时。至少在面对母亲嫌弃的眼神时，他内心是痛苦的。

沈醉的母亲名叫罗裙，是民国的一个大家闺秀，很擅长写诗词。父亲走得早，沈醉是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

罗裙从小教育沈醉：“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在遇到戴笠前，沈醉还能听得进母亲的话，但当戴笠让他20多岁就当上少将处长后，他便听不进去了。

有一次，戴笠又给他下了一个绑架革命者的任务，沈醉亲自带着部下去了。回来途中，他坐的汽车撞上了母亲坐的人力车。

当天，母亲是去寺庙烧香回来。母亲透过车窗户，喊儿子的小名，但沈醉却不敢认，生怕母亲知道自己的特务身份。他冲着母亲吼 ：“侬瞎了眼！”老太太以为自己认错了人，便不吭声地回了家。

看着老母亲远去的背影，沈醉内心五味杂陈。回到家，他没敢跟母亲说话，他也知道母亲是替他去祈福的。只是，他已陷得太深而不自知。

三：被特赦后和杜聿明成挚友

对于所有战犯，我党都有明确的原则：只要真心实意地改过自新，达到了特赦标准，就能被放出来。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沈醉。

1960年走出功德林的那一天，对沈醉来说是一次新生。后来，他甚至还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写出来……让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

周总理的一句话，让沈醉找到了余生可做的事。此后，他在文史馆工作期间，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把自己知道的事都一一写了出来。为此，周总理还曾当面表扬他写得好！

多年后，包括红色特工张露萍等人的牺牲，也因为他和另一些同志们的作证，被一一揭开身份。这些被军统秘密处决的地下工作者，终于在多年后，获得了应有的鲜花和崇敬。为什么要特赦沈醉这样的人？或许这就是意义所在。

文史馆的工作，让沈醉找到了赎罪的途经，他内心是踏实的。但当闲下来时，他内心仍牵挂在台湾的妻儿。而在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时，杜聿明一直在出手帮他。

被特赦后，沈醉马上联系自己在台湾的妻子粟燕萍，希望她能尽快带着老母亲跟儿女，回到自己身边，但对方却迟迟不肯回来。

要知道当年他们夫妻的感情是极好的，一向喜欢诗词的沈醉，还时不时写情诗给妻子。沈醉不解：才过去10余年，她为何如此绝情？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了回信。对沈醉来说，这封信的信息量是巨大的：

第一个信息，是妻子已经改嫁。粟燕萍在中国台湾时，受到当地报纸的蒙骗。报上说沈醉在大陆已经牺牲，就连他的牌位都曾被请进所谓的“忠烈祠”。她一个女人为了照顾儿女，只能改嫁给国军老兵唐如山。

第二个信息，是母亲已亡故。改造期间沈醉一直有一个心愿：能堂堂正正做个人，向母亲道个歉，可惜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

第三个信息，几个孩子中大女儿已病逝，小女儿沈美娟还在长沙的亲戚家，其他4个孩子都在台湾。

接到这封回信，沈醉不知如何是好。在北京独自生活的他，也没亲人可商量，只能匆匆赶去找杜聿明。杜聿明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跟统战部和民政局的有关领导汇报，请上级帮他找到在长沙的小女儿。

杜聿明的想法是对的，沈醉很快就收到了回复：组织上将安排他唯一留在大陆的女儿，到北京来见他。

经历过人生沉浮的人，总是更加懂得亲情的可贵，沈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小女儿沈美娟时，她只有三四岁，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沈醉很担心，自己在火车站认不出女儿。

后来，杜聿明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给女儿做一件衣服寄过去，等见面时让她穿上。就这样，在这年暑假沈醉终于见到了女儿。

接下来的一周，是父女俩最开心的时光。他像所有普通的父亲一样，陪女儿逛故宫、天坛、北海，给女儿买好吃的。在别人看来，沈醉真的变了，从一个大魔头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此后，沈醉和女儿就成了杜聿明家的常客。闲下来时，他们会一起在讨论北京城的变化。当沈醉写的回忆材料受到周总理夸赞时，杜聿明会真心为他高兴。

四：探亲前杜聿明叮嘱，到了香港后被女儿笑话

其实我们梳理沈醉的生平，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人。女儿沈美娟曾这样概括沈醉的性格：

表面上看，他开朗、乐观、风趣、健谈，实则一生萦绕于心的是深深的自卑和由此产生的孤独和悲凉。

有人说，这种性格可能与沈醉早年丧父有关，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替自己拿主意的父兄。因此，遇到戴笠这样的人，他会走上邪路；受到周总理接见，并在挚友杜聿明的开导下，他又能走上正道。

而在1981年的香港探亲之行中，这个内心有些自卑的前军统大特务，则做了件令人钦佩的事。

沈醉的这次香港之行，是跟组织上汇报过的。当时的香港仍在英国人手中，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仍然不少，但为了见一见在台湾生活的儿女们，他还是决定去。

出发前，心里颇为紧张的沈醉，又一次来到杜聿明家。此时的杜聿明已病重，他拉着沈醉的手再三叮嘱：

我们当中你是第一个外出探亲访友的，你应当做出个榜样……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杜聿明说的“我们”，指的正是被特赦的老友们。沈醉听完，连连点头。

此行本意只是探亲，所以沈醉很低调，只带了小女儿沈美娟和少量现金。但敏锐的记者们，还是很快得知这一消息。1月6日，他将到香港的消息，还是占据着香港多家报纸的头版头条。

此后，沈醉在香港待了20多天，见了很多人。这其中有昔日在军统的老友们，他们从台湾赶来；也有从美国、台湾等地赶来的儿女。

这些人都在不断劝沈醉：不要再回大陆，就算不入台湾，也可以留在香港。为了让沈醉留下来，他们甚至愿意给他出钱置屋。

这些人，有的是出于真心想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有的则是带着中国台湾那边给的“任务”而来。

对此，沈醉都拒绝了。因为这事，沈醉甚至还被二女儿笑是“老糊涂”。

沈醉的二女儿名叫沈小熊，在台湾长大，嫁人后一直跟丈夫在美国经商。这孩子其实也是很有孝心的，听说能见到父亲，她马上由美国回到台湾。确定父亲已到达香港后，她便赶紧赶了过来。

沈小熊见到父亲时，是在他的旅店里。一进旅店，她就抱怨起来：“您怎么住这么窄小的屋子？”

沈醉被特赦后，一直是受到国家照顾，小女儿沈美娟也由国家分配了工作。因此，物质条件上，他完全是过得下去的。

只是此时的他，早就不讲究什么排场，习惯了低调行事。于是，他便跟女儿沈小熊解释：“这间旅店每天两百元港币，够好的了！”

沈小熊显然不能理解父亲，嚷着：“至少要住1000港币的！”

而后，沈小熊见父亲苦笑了一下，还以为他真的为金钱所动了，便特意提到了一个名叫段克文的人。此人也曾是被俘国军将领，被释放后在美国生活。为了赚钱，他故意写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书，恶意攻击我党。对此，反动派当然乐于见到，段克文也因此赚了不少钱。

听到二女儿提到这种人，沈醉气不打一处来，表示自己决不会学他。二女儿没办法，为了缓和气氛，便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支票。

沈醉明白她的意思，笑了笑，说道：“这个钱是谁的我还不知道吗？”二女儿只能悻悻地收起支票，临走前还笑话了老父亲一句：

过去妈妈总说你如何如何精明，我看爸爸现在真是有点儿老糊涂了！

被女儿说成是“老糊涂”，这是沈醉来香港前没想到的。女儿不会明白，在经历过人世沉浮后，此时她的父亲恰恰活通透了。至于之前的那许多“精明”也好，野心也罢，恰恰是他深感后悔的事。

见劝不动他，不久反动派就出了狠招。他们在报纸上发文，称沈醉是叛徒。警告他如果不做出正确选择，将会遗臭万年。

被骂成这样，沈醉本来是想忍的。但当天晚上，他越想越气，实在睡不着，便取出纸笔，写了一篇长文作为反驳。在文章他这样写道：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会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任何一个中国人，也决不会不赞成与渴望中国早日统一……

这大概，是沈醉第一次表示“不会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作为一个内心自卑和敏感的人，处在反动派的声讨和威胁中，能发出这样的声明，是值得点赞的。

此次香港之行结束前，沈醉还特意跟前妻粟燕萍见了一面。

虽然沈醉当时已经在北京有了新家庭，与妻子也很恩爱。但粟燕萍还是担心沈醉会因自己改嫁的事为难她，吓得一直不敢见他。但没想到沈醉不但没怪她，还特意感谢她养大了孩子们，并称：“今后我们交个朋友吧！”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不得不感叹：沈醉真的变了！

此行组织上并没有规定沈醉回来的时间，是他自己选择尽快回到大陆的，无论那几个儿女如何劝他。果然，在这件事上他没让人失望。

回来后，沈醉马上赶到医院来看老友杜聿明。杜聿明听说了沈醉在香港的表现后，直接抱住了他，对他说：“我知道你会回来……”这一幕，让在场医护人员无不动容。

几个月后，77岁的杜聿明病逝，沈醉悲痛不已。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82岁。

沈醉这一生，前半辈子活成了令人憎恶的模样，后半辈子都在赎罪。让他转变过来的有很多人：功德林的管理人员们，鼓励他的周总理和和老友杜聿明，孝顺的小女儿。

而在这种种背后，或许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点，是让他这样一向不太有主见的人，能有胆子、有信心，在1981年堂堂正正地跟反动派斗一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