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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做了两件与此相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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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做了两件与此相关的事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做了两件与此相关的事（黄佶）
楼主: hj58 黄佶，2018年11月24日，苏州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做了两件与此相关的事
（在凯迪长三角论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在这四十年里，做了两件和改革开放有关的事情：指出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错误，为中国设计了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大学。由于：
1，老师讲不清楚马克思经济学，无法回答我和同学们的质疑；
2，改革开放、发展私企这一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冲突，但是学界对这一矛盾的解释牵强附会，无法让人信服，
于是我从1989年开始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最终证明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不能成立。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专家们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剩余价值理论”，以为它说的是：“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
实际上，剩余价值理论讲的是：“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完全来自、必然来自剥削”。
马克思的资本利润率公式是：
资本利润率 = 剩余价值／投入的资本
其中分子只有剩余价值一项。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完全来自剥削，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
马克思“证明”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剥削，为阶级仇恨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剩余价值理论是中国极左思想的根源。
拙著《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一书已经把有关问题全部搞清楚了（该书全文可以在这个网址免费下载：www.loong.cn/z）。
马克思有对有错：的确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情况（例如血汗工厂、很多企业迫使工人在恶劣和不安全的场所工作、拖欠劳动者工资，等等等等），但是，资本存在非剥削性的利润来源，剥削劳动者不是资本获利的唯一方式。
马克思妖魔化了资本家，这是错误的，但我们也不能把资本家天使化。
资本家就是以资本投资为职业的人，对社会有巨大贡献，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机会时也会损人利己，例如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缺乏对等谈判能力时，竭力压低劳动力价格，苛待劳动者，出现剥削劳动者的现象。
左派不应该妖魔化资本家，右派也不应该天使化资本家。思想应该均衡，不能极端，不论是向左还是向右的极端，都会使社会走向歧途。
宽容不法资本家，不利于保护民营企业家整体，也为“私有经济退场”论提供了借口。
保护私有经济，要从理论和观念上正本清源，要彻底讲清楚马克思经济学的错误，否则“退场论”随时会沉渣泛起。
有些朋友认为：现代经济学早已抛弃了马克思经济学，所以不值得再花费力气去批判它。但是，在中国还有大量的人信仰马克思经济学，它时刻在干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银行给私企贷款如果收不回来，就算放贷员犯了政治错误。这种荒谬规定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危害造成的。
马克思经济学的错误，不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解有错，而是他的理论推导过程中存在很多错误，因此他的结论根本无法成立。
例如，马克思这样论证商人不能创造价值：A 和 B 两人，即使没有商业资本家居中，也能够直接做生意。
但是，在 A 和 B 能够直接做生意的场合，他们当然不需要商业资本家的帮助。也就是说：马克思用一个商业资本家不能发挥作用的例子来证明商业资本家没有作用，不能创造价值，这显然是错误的。
如果一个小学生做作业时根据宇航员在太空中能够漂浮漫步，就断言牛顿错了，世界上不存在万有引力，他的老师一定会给他一个不及格。
在《资本论》中，类似的低级错误非常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整体遇到了新麻烦，新科技和全球化使能人的赚钱能力大幅度提高，因此导致富人更富，但是这种巨富是道德的。比尔盖茨开发的系统软件，全世界无数人在使用，即使每人只给他一块钱，他也能赚很多钱。但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不会因为产品是高科技的，是被卖到外国去的，每个动作就会创造比过去多的价值。他们现在还要面临机器人的竞争，收入将会更低。
这种贫富两极分化也无法靠转移支付解决，因为富人税率已经太高，继续提高税率，将严重打击能人的工作积极性，也驱使富人逃往税收较少的国家。
学术界必须解释清楚这种两极分化，使民众能够正确对待这种两极分化，通过提高自己及其后代的竞争力，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还应该开创新的消耗富人财富的方法，例如向他们出售爵位；鼓励他们去荒凉地区投资建设新城市，用他们的姓名命名这些城市；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把财富用于支持环保事业（治理沙漠和污染地区），支持年轻人折腾，支持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长期坐冷板凳，进行各种探索和创新，让富人们认识到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2005年，在一次聚餐时，听到的一个政治笑话让我意识到中国官民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于是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当时人们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是全盘照抄西方的政治制度，一步到位。这显然难以得到官方赞同，无法启动。即使能够实施，也会造成巨大的动荡，使中国进入四分五裂、枭雄争霸的状态，最后再次迎来一位“大救星”。
我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现实，设计了渐进的改革路线：从党委内民主、官员相互牵制开始，到党政分开、党组织通过人大监督制约同级政府，再逐渐放开基层人大代表竞选，让执政党经受党外人士的竞争。为了便于网上传播，我把这个设计绘制成了一幅“了然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之底层设计”（因为我是普通老百姓，处于社会最底层），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www.loong.cn/hj/lrt/02.htm）。该图上网后被广泛转载，很多人赞同这些设计，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官方后来的部分做法和设计相似。例如，设计中提出应该建立“错位式权力结构”，避免同级官员难以相互制约的问题。2013年，中纪委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又例如，设计中提出应该建立连坐制度，如果党委内某人出了问题，在处罚他的同时，其他人也应该受到一定的处分，促使官员平时就相互监督。2015年，中国网报道：“在中央第三轮巡视工作开展以来，不仅有数十名官员被查处，而且多名纪委书记被‘连坐’问责，绝大多数纪委书记则是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或‘未（严格）履行监督责任’被‘连坐’的。”《南方日报》报道的题目是：““好官”新标准：光自己干净还不行，同僚也要干净”。
但是，设计中的一些关键措施尚无启用的迹象，例如逐步放开基层人大代表竞选。
人大是中国现成的民主机制，要充分利用。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在人大平台上和政府官员谈判和博弈，这比矛盾激化后、民众上街闹事好。我为这一改革措施写过一句“广告语”：“不让人大代表和官员在会议室里吵架，民众就会上街和警察打架”。
如果能够在人大平台上把很多矛盾预先化解掉，整个社会就会安宁很多，稳定很多。
我还提出：人大不仅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执政权的渠道：在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自然就掌握了执政权；党的领导应该体现为在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这一说法解决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矛盾，相信对中国的进步是有积极作用的。
大多数统治者不会主动改革，只有危机才会推动改革，这就是我在上一次讨论会上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只有好处的原因。
中国政改的动力也不会来自统治者们的自觉，只有人民的压力才会迫使他们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激进的革命必然事与愿违，政治制度需要对应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革命的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原地打转。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原点，足以说明革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展望未来，中国有可能进步，也有可能退步，甚至再次爆发全面灾难。下面这些因素会决定中国的未来：
有利因素之一：中国已经对私有经济产生了依赖性。吴小平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官方发话保护私企，不是统治者开恩、开明，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利因素之二：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已经高度依赖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互联网已经无法关闭了。借助互联网，人民得以绕开统治者对传播媒介的垄断，形成了巨大的民意交流区，能够对官方施加巨大的压力。
有利因素之三：中国已经完成简单生产阶段，发达国家开始加强控制技术扩散，中国不得不独立创新，这将迫使官方改革教育体系，迫使官方给予民间更多的文化和思想自由。
创新的最大难处是：不知道新的东西在哪里。少数人决策向哪个方向发展，失败的风险很大；应该让大量的人分头探索，最终找到突破口，然后大家集中力量去发展。这就好像，探照灯的光线虽然远远强于手电筒，但是数量很少，在一大块草坪中找到一把丢失的钥匙很困难，此时应该让很多人各拿一只手电筒，分散去寻找，找到这把钥匙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日本政府曾经把高清晰度电视作为产业发展方向，但是失败了，因为模拟电路无法再提高清晰度了。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数字化。而民用数字化设备起源于两个大学生在自家车库里制造的玩具：乔布斯等人的第一代木壳苹果牌个人电脑。
如果没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就不可能有乔布斯等创新者。他们就好像冰川在海面上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而水面下看不见的是无数其他探索者，是宽松的社会环境，活跃的思想和文化，其中还包括低俗文化。影响巨大的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的原型是一个展示校园女生照片和信息、帮助男生去勾搭她们的网站。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即使中国官方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自由对创新的重要性，未来创新不足的压力会促使官员们逐渐认识到这些事实，迫使他们给予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自由。
不利因素之一：由于长期高度垄断权力，官员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的好恶，于是在官场上形成了逆淘汰，奉承拍马者容易升官，而能干的人即使能够升迁，往往也只能处于副职的位置，导致官员们总体上愚昧而蛮横，难以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
不利因素之二：学界充满“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明哲保身，只会放马后炮，诠释、赞颂领导人的讲话，不敢创新，不会创新，无法生产新锐思想。
不利因素之三：民间分裂而激进，左派主张走回头路，恢复毛时代那些极左做法；右派则坚持要“推墙”，奢望另起炉灶，一步到位，全盘西化。双方不愿换位思考，不肯去理解对方，难以妥协与合作。而实际上民主政治是需要代价的，这就是必要的妥协。
中国右派虽然整天谈论自由民主，但是观点稍有不同，就相互排斥，分道扬镳。民主政治是数人头的游戏，如果右派不能团结大量的人，总是观点近乎完全相同的少数人在一起玩，即使中国明天突然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人物，开放了党禁，右派也难以组成大党，赢得选举；相反，毛左们倒是可能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组成大党，赢得选举，结果情况比现在更糟糕。已经有埃及的前车之鉴，中国民主派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尽早改正错误。
中国的未来充满未知数，中国承受的内外压力越来越大，进步则很慢，不时还有倒退，虽然危机能够触发改革，但是中国能否撑过危机，只有天知道。总之，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大门，但是中国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实现现代化，不得而知。
中国的希望在自由主义者身上，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很不成熟。中国需要一场启蒙，启蒙并不复杂，更不神秘，就是恢复或重建常识，学会理性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世上没有上帝，中国人的启蒙也不能指望外国人，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相互启蒙。我很赞同“自有公论”这句话。交流和辩论，是最好的相互启蒙的方法。希望“湖畔雅集”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
感谢听讲，欢迎批评！（黄佶，2018年11月24日，苏州）
（原载微信公众号“黄道佶曰”，原文有大量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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