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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么做到督而不办查而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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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么做到督而不办查而不倒的？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他们是怎么做到“督而不办，查而不倒”的？
2021-04-20 08:55 星岛环球网 来源：北京青年报
几天前，广西崇左副市长陈锋被环保督察组拉到紧靠居民区的排污口，问道“您能闻到臭味么？”，“要让您搬过来住两天，肯定也不愿意吧？”面对易立竞式的灵魂拷问，这位副市长的态度很老实。其实一开始我很担心这位副市长是“背锅”了，因为地方上有很多年深日久的老问题，新任官员确实可能并不了解，也很难解决。不过这位副市长长期从事城市规划，且五年前就从柳州调任崇左，他被灵魂追问也算不上“背锅”。
许多事情一到了基层，往往立即变得光怪陆离。自2015年启动的环保督察就是这样。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花式排污、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例了，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伙同污染企业敷衍、对抗督察组。4月16日，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又公开通报了8起典型案件。透过环保问题，我们能看到的可能还有地方政治中的深层问题。
这8起案件有个突出特点就是“跨轮”，也就是说有一半不是首次发现的新问题，而是在之前的督察中已经被点过名、要求整改的老问题了。其中包括山西晋中违规上马焦化项目、辽宁铁岭市河流污染、江西金溪县晨飞铜业污染、安徽凤阳县机动车拆解污染。这里面有的是在2016年第一轮督察就曝光过，还有的在2018年环保督察“回头看”时，被再次点名过。但五年多的时间里，地方政府有的是拖着没管，有的甚至是配合污染企业“带病”生产，反而扩大了污染规模。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江西金溪县的晨飞铜业，早在2016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这家企业就被举报过。2019年再次被举报。而伴随着举报，金溪县政府的做法是，不但没有认真查，还不断向该企业违规供地。江西省生态厅多次向抚州市通报晨飞铜业的污染问题，但抚州市及金溪县两级部门，每次都上报虚假材料谎称整改完成。市县两级联合欺瞒省里，这背后得是什么样的驱动力呢？
其实自中央环保督察启动以来，“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为什么这些地方敢于顶着中央的压力和群众的不满，冒此大不韪呢？这里面也是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金溪县自古以来就是江西的矿产区，以矿致富已经成为当地的路径依赖。此次被查的金溪县陆坊工业区，仅这一个工业区年纳税总额就占全县工业纳税总额的30%—50%，其中晨飞铜业更为全县第一纳税大户。上有抚州市有关部门的袒护，下有占全县近半壁江山的纳税额，县级政府几乎没有抓生态环保的动力。在一些地方，那些根深蒂固的纳税大户，甚至县委书记还要看他们的脸色。
和金溪县很相似的是宁夏银川的永宁县，2016年该县因为治理泰瑞制药污染不力，而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批评。但是时任县委书记钱克孝，转过头就因为“政绩”被提拔为银川市委常委。直到2018年泰瑞制药违规复产被曝光，钱克孝才被免。在一种落后的发展观和复杂的利益格局之下，环保永远被排在GDP和税收之后。
而另外一些个案中，其实也不排除地方政府对一些“手眼通天”的大型企业根本就不敢管，也管不了。我们曾一再分析过，矿产、炼化等资源性行业往往最容易滋生腐败，而这些行业本身对环境破坏就大，更需要权力的庇护。比如陕西延长石油曾多次因治污不力被点名通报，但这家国字头的企业硬能顶住不理，后来人们才知道它背后站着的是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
其实换个角度看，环境治理问题和扫黑除恶有近似之处。多年打黑，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不但没有清除，反而渐渐成了地方豪强。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清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没有切断黑恶产业背后的利益链。这些企业以牺牲子孙后代资源为代价，装满少部分人口袋，它们能够在一轮轮督察中督而不办，查而不倒，很难说没有相似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说，环保问题本质上反映的仍然是地方复杂的政治生态问题，是如何撼动大大小小“地方利益集团”的问题。
就如同反腐正风和扫黑除恶要久久为功、一遍一遍来一样。生态环保问题牵涉多方利益，也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发展理念有关。只有扎扎实实推进，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成。每一次环保督察，都能看到督察组深入村庄、街道。通报中有视频有照片，所查处的事实中有数据有细节。大量鲜活的案例每次都能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这就是“动真格”的样子。将这样的势头进行到底，绿水青山，不愁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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