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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刘少奇被诬杀人灭口 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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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刘少奇被诬杀人灭口 事件真相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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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刘少奇被诬“杀人灭口”事件真相
2021-03-14 11:05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68年江青等指控刘少奇“杀人灭口”：25年五卅运动后刘少奇从上海逃往长沙，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为保性命投降敌人。解放后“知情人”杨剑雄被逮捕，刘少奇53年擅令枪毙！事实真如此吗？
本文原载于《文史精华》2005年第三期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案。在由江青、康生、谢富治控制的专案组所炮制的材料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是刘少奇“杀人灭口”。他们杜撰的材料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害怕了，丢下工作不顾，私自从上海逃往长沙。12月16日，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批“就地斩决”。刘少奇为了保全性命，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解放后，一个名叫杨剑雄的“知情人”被人民政府逮捕，刘少奇害怕事情败露，遂于1953年擅令将其枪毙，杀人灭口！
1968年11月13日， 这份经过移花接木、蓄意陷害的材料，连同另外两份材料，发至全国生产大队一级，传达到全体群众。一盆脏水就这样泼到了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头上……
杨剑雄其人
杨剑雄，家住湖南省宁乡县七福桥乡铁锣冲，是当地一户大地主。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杨剑雄与刘少奇同时就读于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堂，但两人不同在一个班级。正是这一因由，50年后使刘少奇蒙受千古奇冤。
杨剑雄后来又去长沙上中学，还进过上海大夏大学。那一年寒假回家时，杨剑雄的姨父赵恒惕，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发迹起来，当上了湖南省省长兼督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剑雄于是辍学而在长沙谋到了一个肥缺——省政府会计。有了这样过硬的后台，杨剑雄不仅吃喝玩乐都报销，还将大把的公帑悄悄弄回宁乡老家。及至赵恒惕下台，虽然是树倒猢狲散，杨剑雄的家底却是更厚实了，在乡下进一步扩充了田产，增添了佃户，杨剑雄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让乡亲们感到气愤的是，他宣布了一条禁令：凡他家的山场屋宇，未经允许，外人不得擅入，过路也不行，违者以盗贼论处，当地许多群众都受过杨家的辱骂和伤害。1927年春天，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地主。杨剑雄闻风而逃，跑到长沙、汉口等地躲过了清算。很快地，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反动军阀何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把屠刀指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杨剑雄杀气腾腾回到了宁乡。这时，一个是杨剑雄的本家兄弟名叫杨文寰的，关在宁乡县的监狱里。杨文寰本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富有正义感，曾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并一度担任区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杨剑雄坚决要求将杨文寰判处死刑，还跑到国民党县政府叫嚷：“如果不杀杨文寰，我杨剑雄今后不再回宁乡！”在他的要挟下，杨文寰终于被枪杀。此后十多年，杨剑雄当过乡长、省参议、青年党县党部主席等，成为当地的权势人物。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京解放，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这时，党所领导的一支游击队迅速壮大，宁乡是游击队的中心活动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军七七八师来宁乡围剿游击队。杨剑雄以为来了救兵，带着乡丁，胁迫老百姓为七七八师送柴送粮。他把自家的肥猪宰了，抬着整块猪肉去七七八师慰劳。同时还密告本地哪些人是共产党，致使杨定鳌、杨宗华、杨友华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国民党节节败退，杨剑雄孤注一掷，时而县城，时而乡下，上蹿下跳，但他内心十分恐惧。为防不测，身上总是带着两支枪，还把在汉口结交的两个江湖上的武术师、河南光山县人郭起风和彭玉麟，请来当他的私人保镖。白天，两个保镖与他形影不离，晚上总有一个保镖为他值勤守夜，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宁乡成了一个狂欢的世界，杨剑雄却仿佛一下掉入冰窟，他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一起接受群众欢呼的，是炭子冲的刘少奇！炭子冲与杨剑雄家铁锣冲相隔不过三五里，当年他们还是同窗学友！犹如在黑咕隆咚的深渊里看到了一线曙光，杨剑雄心中一阵狂喜：他纵有千条罪状，只要这位老学友打一个招呼，他杨剑雄便可安然无恙！
杨剑雄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
左右数十年坚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吾兄之功伟矣！人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尔乡居。从事教育，又为党国所束。后事生产，小辟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这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诸兄妄谓弟为开明，多有照顾，差堪告慰。倘得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其矣！……
在信中，杨剑雄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欺压百姓的罪行完全隐瞒，还居然把他那两个保镖推荐给刘少奇，称他们是“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的国术专家。
杨剑雄的真实目的是投石问路。只要刘少奇给他复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将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资本，一张铁杆护身符。
信发出去了，总得不到回音。在难熬的等待中，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迅速建立，清匪反霸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杨剑雄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出逃。他首先到北京，后来又混进招工队伍去抚顺。无论走到哪里，总觉得有一张无形的网在向他袭来。末后他改名换姓，逃到贵州一个山区小镇，隐藏下来。
但是，在宁乡七福桥，杨剑雄鱼肉百姓、欠有血债的累累罪行，人们不会忘记，当地群众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捉拿归案，公安部门也一直在明察暗访。
1952年10月28日，在贵州山区隐藏了3年之久的杨剑雄，终于落入法网。宁乡县公安局经过广泛调查取证，掌握了杨剑雄大量犯罪事实。1953年1月18日，宁乡县人民法庭依法开庭审理，现存于宁乡县人民法院档案室的《公元一九五三年度法刑第十四号判决书》，详列了杨剑雄的各种犯罪事实，并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杨剑雄，男，现年五十二岁，宁乡县人，住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出身豪劣。被告因恶霸案件，经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查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以府积字0425／284号批复，核准其死刑。执行死刑的命令急如律令地发将下来，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杨剑雄，生命进入倒计时。
这时，杨剑雄千方百计地捞取救命稻草。他向法庭申述，1924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是他向省长赵恒惕作保而营救出狱的。
人民的法律保护人民，惩办那些罪大恶极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极端分子，但考虑到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党和政府有8个方面的宽容政策。其中有一条：
在某一时期参加营救过我地下工作人员者，可以从轻处理。
如果真是这样，杨剑雄可以将功折罪。
那时候，法官们都很年轻，又多是从北方南下来的，对当地的历史情况不是很熟悉。据史料记载：刘少奇确实曾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后经营救出狱。为了慎重起见，宁乡县公安局长、本案副审判长霍建国，即向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刘少奇写了一封特急信件，请求加以证实。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霸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出面，向赵恒惕具保，始得荣（营）救出狱一事。
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卷。我们为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述荣（营）救主席是否确实，以便处理。乞赐批复是幸。
此致崇高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印）霍建国（印）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刘少奇长沙蒙难
现将历史回溯到60年前。
1925年11月中旬，刘少奇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了长沙。他是回来养病的。
自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刘少奇参加了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后来又去广州筹备全国第二届劳工大会，会后，辗转青岛而去上海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生活又极不安定，他病倒了。1925年10月16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则消息说，刘少奇“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刘少奇害的是肺结核病，也叫肺痨病。
那时，结核杆菌还是个尚未攻克的医学难题，人们谈“痨”色变，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湖南治病。刘少奇借住在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这个书社是毛泽东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这里既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书社经理易容礼与刘少奇曾经同是中共湘区区委成员，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刘少奇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文化书社与湘雅医院相距不远，看病很方便。刘少奇延请这家医院的名医诊治，一边服药，一边休养。他与何宝珍在安源生的儿子九斌，不到1岁就送回了宁乡老家，由奶奶带。趁着在长沙养病，何宝珍去乡下把儿子接来了。儿子长得很结实，能囫囵说些跟奶奶在一起的故事，为他们夫妇增添了难得的家庭乐趣。在友情和亲情的氛围之中，少奇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大家都为他高兴。
在文化书社住久了，没有实际的工作，刘少奇便有一种失落感。他准备回乡下去看看母亲，然后就返回上海。
然而，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悄悄地向他伸出了黑手。
刚刚过去的“五卅运动”，长沙和湖南各地的数万名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使赵恒惕惊恐万状。10月16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被江西军阀枪杀。黄静原是湖南郴州人。黄的遗体被群众从安源抢了回来。遗体运抵长沙时，从火车站到浏正街、八角亭、司门口，成千上万的群众，佩戴着白花，肃立街头接灵。哭声震天，口号声响彻云霄，高呼：“黄静原不死！”“打倒军阀！”赵恒惕派军警驱散，又引发学生、市民与军警的对抗，进而激发衡阳、株洲、醴陵等地数万人举行公祭……正在这个时候，赵恒惕接到密报：刘少奇回到了长沙。刘少奇在安源工人中的威望和在全国工人中的影响，赵恒惕是很清楚的。赵害怕这位著名的工人领袖的到来，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便派出密探四处侦查，终于查清了刘少奇的行踪和落脚点。
12月16日中午，刘少奇外出返回书社时，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头，营业间里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不像是来购书的读者。他正准备抽身往外走时，那几个人一齐扑上来将他扭住。他大声抗议，书社的店员也出来解围，都无济于事，那些人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长沙戒严司令部。
这是1925年岁末。而杨剑雄的供词却说刘少奇是1924年被捕，并且是由他保释出狱的。连时间都不对，显然是谎言无疑。“文革” 时谢富治主持的专案组掀起的一场大波，正是由此而生发。那么，刘少奇到底是怎样被营救出狱的呢？
营救刘少奇出狱的经过
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害怕引起公愤，严密封锁了消息。长沙《大公报》顶住了压力，最先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12月17日的报纸醒目地报道：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日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到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人，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而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来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之领袖云。
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得到普遍的承认。赵恒惕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逮捕一位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12月25日在《工人之路特号》发表通电，敦促赵恒惕释放刘少奇。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大会的名义致电赵恒惕：“据报载全国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为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以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决议，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全国各地工会、进步团体，纷纷通电救援，有时一日竟有40份之多，这对赵恒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为营救刘少奇，他的妻子何宝珍竭尽全力奔走呼号。刘少奇不幸蒙难，何宝珍没有惊惶失措，而是沉着应对。她首先请文化书社的朋友，将儿子允斌送回宁乡老家。接着又没法疏通关系，与狱中联系，送些衣被和吃食进去，安慰身陷囹圄的丈夫。然后四方奔走，八方求援，托亲拜友，全力营救。何宝珍在长沙的关系不多，但也搬动了两位上层人物。
一位是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衡阳人，思想比较开明。何宝珍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她的国文老师欧阳鸣皋是欧阳振声的族侄。另一位教育界名流何维璞，是何宝珍的本家房族叔爷，与欧阳振声也有私交。何玉珍分别登门拜谒，请他们通过欧阳振声给予帮助。欧阳鸣皋和何维璞对刘少奇为工农奋斗的事迹略有所知，对他突然被捕深感不平，都很同情何宝珍，于是相约去见欧阳振声。欧阳振声学富五车，德高望重，对赵恒惕专横跋扈早有看法，现在又任意捕人，对一个患了肺痨病的人也抓去坐监，觉得有悖于法理，于是慨然允诺，由他出面，联络一些省议员，联名具保，要求释放刘少奇。连省议长都出面了，赵恒惕也不得不仔细掂量了。
与此同时，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洪赓飏，也展开了营救活动。
洪赓飏是宁乡芳储乡洪家大屋人，与炭子冲刘少奇家相距约4公里。洪家世代书香，不幸的是他少年失怙，孀居的母亲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当洪赓飏刚够读书的年龄，洪母便延聘当地一位最有学问的杨先生在家授课。因刘家与洪家有一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刘少奇的父亲便向洪母请求，希望把孩子送到他家来读书。见刘少奇衣着朴素，举止文雅，与洪赓飏同岁，又极聪睿的样子，洪母欣然同意了。刘少奇就这样寄居在洪家大屋，与洪庚飏一起读书，朝夕相处。后来两人又同时考取县城玉潭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两人又同时在长沙求学，一个在明德中学，一个在长郡中学。星期天，两人互有往来。之后，刘少奇在北平、保定等地参加革命活动，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洪庚飏则东渡扶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直至毕业。
关山阻隔，不通音信。1922年秋天，洪庚飏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上海与刘少奇不期而遇，可以想见他们是多么高兴！他们说着各自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洪赓飏因要照顾寡居多年的母亲，准备回湖南谋事。共产党那时还处在十分秘密的状态，刘少奇不便对他作过多的宣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个人友谊。那些日子，他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刘少奇与洪赓飏还有更深一层关系。那时，有一位叫袁素的宁乡姑娘，正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学。袁素早就认识刘少奇，并有往来。现在，洪赓飏到了上海，3个老乡，年龄相仿，他们常常一起聊天。经过几次接触，见洪、袁二位互相有意，刘少奇干脆把话挑明，当了他们的红娘。第二年暑期，他们就在家乡举行了婚礼。
洪赓飏回到湖南，深受当局的赏识。这位留洋归来的学子得到不断的升擢，26岁就做了湖南省禁烟局局长，专掌鸦片税收工作。
省禁烟局设在洪江镇。那时候，大量的鸦片从云南、贵州经湖南运往外地。洪江镇靠近贵州，是那条黑色通道的总关卡。而当局禁烟的惟一手段，就是课以重税，禁烟局每天收入大量白花花的银元，这是省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洪赓飏也就成了赵恒惕的财神爷，其他军政要员对他更是巴结不及。洪赓飏在官场中如沐春风。
这一天，洪赓飏在《大公报》上读到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大吃一惊，不敢延挨，连忙从洪江赶回长沙。长沙有他的私人宅第，妻子袁素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刚刚进屋，何宝珍就找上门来了。何宝珍虽是第一次与洪赓飏夫妇见面，但刘少奇多次讲到过他们，因此也不陌生。洪赓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立即开展了紧张的营救活动。
洪赓飏知道赵恒惕易反易复，脾气捉摸不定，决定先从赵的外围着手。
赵恒惕手下有4个师长，其中叶开鑫和贺耀组都是宁乡人，这两个师的军饷都是由禁烟局直接拨付的，洪赓飏与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洪赓飏的妻子袁素，与赵恒惕、叶开鑫、贺耀组的眷属也多有接触。尤其是叶开鑫的太太爱玩麻将，不时邀集几位官太太开牌局。为了好友刘少奇，洪赓飏夫妇各以不同和方式开展营救。
袁素周旋于赵、叶、贺的公馆，探听消息，寻找机会。洪赓飏则分别宴请叶开鑫和贺耀组。每次宴客，都有社会名流作陪。席间，洪赓飏开门见山地说：“刘少奇是我的同学，书读得好，我们又是亲戚。现在他出了点麻烦，要劳驾师座给个面子，保释他出狱！”贺耀组很痛快，表示愿意帮忙。叶开鑫可就有点拿腔拿势了，说刘少奇的案情重大，赵恒惕不一定会轻易放手。洪赓飏再三求情，叶开鑫就是不松口。
叶开鑫是个关键人物，长沙警备司令又是他昔日的部属，他出不出面，关系极大。平时和叶开鑫交往，洪赓飏知道他有一个癖好，爱收集文物字画。为了营救刘少奇，洪赓飏不得不忍痛割爱。
宁乡洪家自高祖起，高中举人、进士、翰林者多人。官宦人家，自然藏有不少罕世珍品，其中有一幅乾隆皇帝的御笔条幅，洪家视为传家宝。洪赓飏派自己的随从周维宾，连夜赶回乡下，取来这个宝贝。他又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连同这幅御笔，送至叶开鑫公馆。为了加大保险系数，洪赓飏又在银楼打了一套银质餐具，送给了叶开鑫，再一次陈情，请叶出面保释刘少奇！为朋友两肋插刀，洪赓飏在所不惜。
在这同时，刘少奇的胞兄刘云庭也奔走于宁乡与长沙之间。刘云庭曾在湘军中任过相当于营级的军官，又热情仗义，在社会上结交的朋友很多。得知其弟被捕的消息后，他心急如焚，求助于他所认识的上层人士。
一位是宁乡籍的国民党元老周震麟，据说与赵恒惕还有威谊关系。刘云庭每年都要登门请安致意，周震麟对刘云庭很有好感。刘云庭找到周府，老先生一口应承下来，立即拍了一个电报给赵恒惕，还亲笔致函赵恒惕，称刘少奇是他的远亲，请赵高抬贵手，立即放人。他派自己的侄儿周存宜即刻动身去长沙，将这封信直送赵恒惕手上，并且说：“你告诉赵督军，我在等他放人的消息！”
另一位是鲁涤平。鲁涤平是赵恒惕的4个师长之一，也是刘云庭在湘军中的直接上司。鲁涤平对刘云庭的请求没有推托，飞电赵恒惕，恳请赵释放刘少奇。
刘云庭还搬动了长沙县县长姜济寰，宁乡籍省议员朱剑凡、蒋铁铮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他们给赵恒惕或写信或致电或登门说项，一致要求释放刘少奇。
全国各地工会和社会团体通电声援，省内又有这么多名流、元老，更有掌握湖南大部分经济实力的洪赓飏，手握重兵的贺耀组、叶开鑫、鲁涤平，还有民意代表欧阳振声议长等人一齐出了面。赵恒惕专横暴戾，也懂得众怒难犯的道理，只须找个台阶下来，他对叶开鑫说：“抓了一个刘少奇，闹得满塘麻蝈叫。我懒得管这件事了，由你去处理。将刘少奇驱逐出境，以后不得再回湖南！”
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终于恢复了自由。为了顾全面子，赵恒惕将一册《四书》，要叶开鑫转交给刘少奇，意思是叫他多读圣贤之书。当时的《工人之路》刊物，讥讽这是“最滑稽”的事情。叶开鑫因收受了洪赓飏和刘云庭的许多财礼，又因为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想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送给刘少奇200块大洋，作为离开湖南的旅费。刘少奇当然不会接收这些东西，出狱后不久，他通过组织，托人如数奉还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于2月19日到达广州。3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省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和罢工工人代表共1500余人参加，3月4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报道了会议盛况。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捕的。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发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土……”
别有用心的诬陷
宁乡县公安局长霍建国关于处决杨剑雄的信，3天后就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与杨剑雄是上小学时同学，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1949年11月中旬，他曾接到过杨剑雄一封来信，当时确实太忙，没有即刻作复。没过多久，乡间有亲友来北京看他，刘少奇顺便问起杨剑雄的情形，获知了杨剑雄的种种劣迹后，他就十分警惕了。尤其是杨剑雄在乡间吹牛，说刘少奇在沙被捕，是他向赵恒惕求保，才获得释放，是他救了刘少奇的命。刘少奇就不能再沉默了。有一回洪赓飏的妻子袁素去北京看望刘少奇，刘少奇对袁素说：“杨剑雄逢人便说他救了我的命，哪有这样的事啊！”
却说杨剑雄没有接到刘少奇的回信，曾动身去北京，希望能见到刘少奇。后来“文革”中谢富治的专案组据此认定，刘少奇与杨剑雄解放后还有往来。关于杨剑雄在北京的情形，他本人在狱中亲笔供词说：
一到北京，就去找招待所姓鲁的（同乡）。那姓鲁的说，他作不了主，要政府批准方能住宿。于是回到车站不远的地方，住进一个客栈，想法子见刘副主席。无如我这个站在反动立场的人，找不到门径。我总以为可以住招待所，不花钱。结果客栈很贵，我没带好多钱，无法再留，就不得要领回到了长沙。
这是杨剑雄去北京的真实情况。
其实，刘少奇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对给予过他帮助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与洪赓飏在长沙握别后，就天各一方，互相没有联系。直到长征之后到达延安，才从湖南来的人那里得悉，洪赓飏早于1928年秋天因生腰痈，病逝于长沙，时年30岁。刘少奇难过极了，写信给洪的妻子和母亲，问候他们的健康，关心他们的近况，信中建议袁素把孩子送来延安学习……眷顾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袁素的孩子还小，中途又多阻隔，没有能去延安。解放后，袁素快50岁了，住在乡下，生活相当窘迫。刘少奇给袁素写信，说她毕业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可以去省文教厅请求分配工作。如果不怕吃苦，也可以来北京学习。袁素果然去了北京，刘少奇热情接待了她，并介绍她去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袁素学习结业后，分配去武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工作。临行前，袁素去向刘少奇告别，刘少奇设家宴款待。叙谈中，袁素说自己的眼睛不好使了，看书写字都很费劲。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一副老花眼镜，让袁素试试。袁素试了一下，正好合用，刘少奇便将这副眼镜送给了袁素。“文革”中，袁素吃了许多苦头，但那副她使用了多年的眼 镜还在。袁素于1977年去世，这副眼镜由她的儿子洪克宗保存。1987年，洪克宗将眼镜献给了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
其他营救过刘少奇的人，如周震麟、贺耀组、周维宾等，解放后都得到刘少奇的尊重。他没有忘记老朋友。
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的来信，使刘少奇陷入沉思。杨剑雄畏罪潜逃，现经当地政府缉拿归案，并依法作出了判决，可见他罪不容赦。
当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1949年12月3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时，召集死硬分子训话，要他们分散潜伏，开展长期的斗争，以图最后完成反共复国戡乱大业。尔后果然匪患成灾。从1950年春天起，全国各地暗杀基层干部的事件层出不穷；还有炸桥梁、割电线、撬铁路、纵火烧仓库等恶性大案。而据各地报告，匪情还有迅速蔓延之势。为了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7月21日发布指示：坚决肃清一切公开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
国无纪，民无生，国法大如天。刘少奇与杨剑雄确实有过同学关系，但据宁乡县公安局的公函，杨剑雄罪大恶极，不堪再造，刘少奇亲笔拟就电文：湖南省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二十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
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然而，在共和国最大的冤案中却被说成“杀人灭口”！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抛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影动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大约只过几天，有几个从北京来的人物，在宁乡县城和花明楼乡，神秘兮兮地找人谈话，做笔录，完了还要按手模。大家开始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几个人是谢富治主持的专案组派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弄一批材料，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在宁乡“杀人灭口”。在调查取证时，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写证词。如若不从，就批、就斗、就打！
是年8月10日，谢富治掌管的那个专案组，又派人找来了原洪赓飏的随从周维宾，勒令他只许老实交代问题，不许耍花招。接着提出几个问题要他证实：1.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背叛了革命；2.洪赓飏充当了刘少奇投降敌人的牵线人等等。
周维宾此时已60多岁了。离开洪赓飏后，他在长沙城南豹子岭开了一爿小煤店为生，解放后随公私合营进入长沙市煤建公司。作为私方从业人员，政治上不灰不白，因此他处处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他面对气势汹汹的专案组，不肯出卖自己的良心，据实写道：
我把洪赓飏的信送给叶开鑫姓李的秘书，我送传达室了。我送信到叶开鑫、贺耀组家里。拿了些画，画是洪赓飏家里的，送给叶开鑫了。洪赓飏说要保刘少奇，他是家乡人，是同学，学文（问）又好。这个画是我从宁乡洪赓飏家里拿来的。
保刘少奇我记得请了两次酒，一次在天乐居，第二次在怡园。清酒叶开鑫参加了，一次请上十个人，叶开鑫的李秘书也参加了。
为了这个材料，周维宾挨批挨骂，罚跪喷气式，他都咬紧牙关忍受了。他不能瞎说瞎写。他写的材料有不少错别字，有的地方语句也不通顺，更重要的是不对谢富治专案组的胃口，这个材料当时弃之未用。当真理的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中央为刘少奇的沉冤昭雪时，周维宾的材料便成了戳穿谎言的重要证据！
90年代初担任过宁乡县政协常委的周石禅，当时专案组要他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杀人灭口”，周石禅坚决抵制这种诬陷。专案调查人员就弄一些人来批斗他，打断他三根肋骨。周石禅痛得昏死过去，醒转过来后，他仍然坚持：刘少奇不是杀人灭口，杨剑雄罪该伏法！还有公安局的几位老干部，以及洪赓飏的儿子洪克宗……他们都冒着挨斗挨打的危险，一致抵制那些专案人员指鹿为马的行径。
另一位钟振琪，当年担任杨剑雄案的法庭审判员，后来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专案组要他写假证明，他说：杨剑雄被关、县法院判处死刑，省政府审查核准，整个办案过程，刘少奇都不知道，怎么能说他杀人灭口呢？专案组说：这是需要！从上午8时到半夜，3个人围着他轮番威逼。他招架不住，违心地在证明材料上添上“杀人灭口”4个字。他一直为自己的懦怯而忏悔，他说：这是我平生做的最大一件混账事！
然而，谣言终究不是事实，真理的阳光总会驱散笼罩着的乌云。1980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故乡人民当然更不会忘记他，当年从宁乡炭子冲走出去的，是一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的伟大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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