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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者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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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者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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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者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
2021-03-13 10:09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文章从台湾的视角看江青，比如详细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甚至还列出“江青与蒋家的关系表”——因为江青前夫俞启威（黄敬）与台湾前“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有着亲戚关系，而俞大维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于是江青与蒋家也有着“裙带关系”。
[导读]章从台湾的视角看江青，比如详细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甚至还列出“江青与蒋家的关系表”——因为江青前夫俞启威（黄敬）与台湾前“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有着亲戚关系……
注：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在台北图书馆‘温故’”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我除了上课、做实验之外，养成了“泡”图书馆的习惯。
在美国，我“泡”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查阅、抄录保存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来到台北，我仍然喜欢“泡”图书馆。台北最大的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就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已经是第七次去台湾的我，对台北熟门熟路，乘坐捷运到中正纪念堂站下车，很方便就可到达。
金门曾是台湾的“禁区”
我在2楼一次次借书。一边看书，一边往需要复印的部分夹纸条。这里的复印质量极好，非常清晰。价格甚至比大陆便宜：A4纸复印每张1元新台币，相当于2角人民币。复印室有30多台复印机，一片繁忙景象，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
我最感兴趣的是3楼的台湾期刊阅览室，开架，查阅很方便。那里陈列着台湾许多报刊的合订本。期刊阅览室的门口就是复印室。只要跟管理员打个招呼，就可以抱着要复印的期刊合订本到复印室复印。这样，我在借阅了图书之后，便“泡”在报刊阅览室。
报刊阅览室里的报刊很多，我随手翻阅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这家杂志引起我的注意，最初是因为它曾转载过我的许多文章。在台湾“国家图书馆”，我得以系统、详细阅读这份台湾难得的文史杂志。杂志中所载大部分是从大陆退居台湾之后的历史老人们的回忆，颇有文史价值。《传记文学》杂志称：“历史是经验的累积，本刊是经验的知识。”
那里收藏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历年的合订本。《中央日报》历史悠久，可以从中查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新闻、社论，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间以及“文革”期间的。以台湾的角度看大陆，颇有意思。
在林林总总的台湾报刊中，我对《新新闻》情有独钟。《新新闻》是时政类的周刊，图文并茂地报道台湾一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两岸关系，触角敏锐，观察到位，立场中立，超脱党派，而且文笔犀利，载有诸多独家新闻。
昨天的新闻即今日的历史。我以历史的目光，逐一查阅这家周刊的合订本，仿佛在浏览充满细节的台湾当代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新新闻》周刊在1987年蒋经国开放“报禁”时才创刊，倘若历史再悠久点，还可以看到蒋介石时代诸多深度报道。
在《新新闻》周刊上，我读到许多精彩闪亮的文章。
1987年8月31日至9月6日的《新新闻》周刊上，载有一篇《金门，永不开门？》。这篇文章记述，当时的台湾当局规定，金门居民不能持有照相机、收音机和各种球类。不能持有照相机，是怕人拍摄军事要地；不能持有收音机，是怕偷听大陆的广播（在台湾当局看来那也叫“敌台”）；至于不能持有各种球类，是怕士兵及居民抱着篮球、排球偷渡大陆。另外，由于金门是“前线”，台湾本岛的居民未得当局批准不能前往，因此“对台湾民众来说，金门是一个好像熟悉，但事实上却完全陌生的地区”。我曾在金门“自由行”，读了此文才对金门的往昔有了形象的了解。
宋美龄竟修改蒋介石遗嘱
1987年4月6日至12日的《新新闻》周刊，则有一篇《台湾重要人物的宗教信仰》，文章切入点可谓出人意料。文章分析道：由于宋美龄是基督徒，蒋介石也皈依基督教，而蒋介石笃信基督教，又在国民党中产生很大影响。在国民党高层，基督徒比比皆是，从张群、何应钦、蒋纬国、李登辉、陶希圣到严家淦、辜振甫等，都是基督徒。文章透露，蒋介石虽然加入基督教，仍对佛教十分怀念。蒋介石在日月潭畔为追思母亲而建的慈恩塔，便是道地的佛教建筑。文章指出，蒋介石的遗嘱中称：“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此处“总理”即孙中山。很多国民党人以为，蒋介石在遗嘱中把“耶稣基督”与孙中山相提并论，不伦不类，纷纷指责蒋介石遗嘱的起草者秦孝仪。秦孝仪一直保持沉默。直到过了若干年才说出内情：遗嘱是蒋介石病重时口述，由他执笔写成，原本没有“耶稣基督与”这5个字，是宋美龄要求加上去的。这清楚表明，国民党高层的基督教热，源头是宋美龄。文章还指出，蒋经国本信奉佛教，后来当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他也改信基督教，但是蒋经国仍热心佛教，在台湾多次去天后宫参拜，还热心于盖关公庙。
在1987年8月24日至8月30日的《新新闻》上，读到《海峡两岸的“空中飞人”》一文。此文描述了台湾“开禁”之前，有那么些人“上午还是台北圆山贵宾，翌日则成中南海娇客”。这些在当时令两岸民众羡慕的“两边吃糖葫芦”的“空中飞人”，有陈香梅，有杨振宁，有李政道，有王赣俊……这篇报道还配发他们在两岸受到高层接见的照片，反映了海峡两岸在“冰冻时期”的特殊来往。
1987年10月15日，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在台湾引起极大震动，自然也成了《新新闻》报道的重点。在1987年10月19日至25日的周刊上，详细披露了蒋经国如何在1987年5月就秘密指示“副总统”李登辉主持“探亲专案小组”，对于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规定一系列政策，既要做到使美国不误会台湾，又要使大陆能够接受、配合。这一切都表明，蒋经国“小心谨慎地在测试水温”，寻找台湾与大陆、美国之间的平衡点。这些有关国民党大陆政策决策内幕的文章，在大陆几乎很难看到。另外，《新新闻》还披露美国《新闻周刊》亚洲版所载的《台北敲开北京的大门？》，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的探亲，“对于两岸的未来”，“有乐观的预测”。
接着，在1987年11月23日至11月29日的周刊上，我读到在台湾的大陆探亲潮中两篇异常的报道：
一篇是《梁实秋死不瞑目》，说的是梁实秋在1987年11月3日去世，虽然台湾民众可以赴大陆探亲，但当时开放探亲是单向的，梁实秋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无法到台湾为父亲奔丧，使“梁实秋死不瞑目”。报道说，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实在无奈，提出最低要求：“第一天让梁文茜到台北，第二天去梁实秋墓地，第三天回大陆。”连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无法得到批准。我曾多次采访过韩菁清，也采访过梁文茜，她们都对梁文茜不能去台湾奔丧极为忿懑。
另一篇报道题为《当年冒死做义士，而今情怯做归人》，以特殊的视角记述那些驾机叛逃、前来台湾的“反共义士”，听到台湾开放民众大陆探亲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心境，他们“害怕逮捕不敢回去”，想家而又有家难回。
1988年1 月13日蒋经国逝世。我在《新新闻》上的《四十年来第一电》一文中，看到作为此文的插图，刊载了1988年1 月15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右上版，上面的醒目标题便是《中共中央电唁蒋经国逝世》。《新新闻》的报道注意到，“中共当局”这次反应“空前迅速”，认为这是“四十年来第一电”。也就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强人走了，谁来当家？》、《两个蒋总统，历史来裁判》、《没有蒋总统的蒋家》等文，多角度报道蒋经国之死。还有一篇《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则是在蒋经国去世消息刚一公布时，《新新闻》记者采访诸多台北民众，讲述对于蒋经国去世以及台湾前途的看法。
20年前的施明德、宋楚瑜是什么样
《新新闻》对于当时台湾政坛的焦点——台独问题，做了深层次的分析：为何台独？谁要台独？台独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台独的可行性如何？《新新闻》指出，“有些人把它视为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洪水猛兽，也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民主、人权和历史发展的崇高理想”，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而台独是民进党的“法统”，因此台独成为“朝野的冲突”。《新新闻》还指出，“‘台独’在目前，大半停留在一种口号，一种抗议符号，一种政治态度，或者情感发泄而已”，台独“只有想法，没有办法”。
我曾经采访过民进党前中央秘书长李应元，因此格外仔细阅读了《新新闻》刊载的《李应元狡兔三窟，调查局守株待兔——调查局逮捕李应元的过程》，使我看到当年国民党当局对于台独分子坚决镇压的态度。李应元在美国留学时公开搞台独，秘密回台后依然从事台独活动，被国民党政府的调查局发现。可是李应元非常狡诈，每天差不多都要换一个地方住宿，跟调查局玩“捉迷藏”。调查局为了捉拿李应元，专门成立了“726小组”，跟踪李应元。据“726小组”调查，李应元光是在台北市就有20多处可能的落脚处。“726小组”在每一处都派出5至6人24小时埋伏。由于李应元行踪“扑朔迷离”，调查局花费1年多的时间，未能抓住李应元。最后由于美国的台独分子郭倍宏要回台湾，与李应元联系，暴露目标，被“726小组”一举逮捕。
我也采访了民进党前主席、百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在《新新闻》上读到《最后一个美丽岛——独家报道施明德近况》以及对施明德妹妹施明珠的专访《我哥哥说，他不在乎被关》。当年，施明德是“美丽岛”事件中唯一尚被关在狱中的人。施明德在狱中仍然坚持绝食，狱方每天从鼻孔中给他两度灌食。我从这两篇报道中，看到施明德当年的台独态度是何等的坚决。然而，后来他在2007年却揭起倒扁大旗，率领百万“红衫军”炮轰陈水扁。也就在这一期《新新闻》上，我读到《法学院里攻博士——吕秀莲近况报道》，记述吕秀莲出狱之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国际人权以及中共的“一国两制”。
我在台北访问了台湾前“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侍卫长、国民党籍的郝柏村。他坚定地反对台独。1993年他在“国民大会”上受到民进党“国民代表”的围攻，振臂高呼“消灭台独”而愤然下台。在《新新闻》上我读到《莫斯科政变，郝柏村紧张》，那视角也很特殊。文章记述1991年8月19日，塔斯社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可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面对苏联政变，“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8月21日召开“因应苏联变局”高层紧急会议。郝柏村如此紧张，那是担心“巨人打喷嚏，小朋友就要准备去看医生了”。郝柏村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变局”会直接波及两岸关系，台湾这个“小朋友”不能不做好应变准备。
我在台湾的时候，正值台湾掀起2012年“总统”大选高潮，宋楚瑜的参选引发激烈争议。在《新新闻》上，读到当年宋楚瑜担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秘书长时的诸多报道。当时称宋楚瑜是国民党“大内高手”，一篇题为《宋楚瑜行情，看涨或下跌》，简直是为20多年后的今日宋楚瑜画像。2012年“总统”大选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的操盘手是“两仁”——吴乃仁、邱义仁，20多年前这“两仁”曾是《新新闻》的封面人物。《专访邱义仁、吴乃仁，谈‘新潮流系’在民进党二全大会中的角色》，深入揭示了“两仁”在民进党中的历史和地位，又仿佛为今日蔡英文的竞选操盘手写下详尽的注解。这篇文章还揭示，民进党内当时三大派系争斗激烈，即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和康系（即以康宁祥为核心而形成的派系）。在民进党二全大会，美丽岛系大胜，而新潮流系大败——新潮流系人马全部被迫撤出民进党权力核心。“两仁”面对失败，宣称“我承认失败，但我不在乎”。然而今日给予蔡英文全力支持的却是新潮流系，美丽岛系势力在民进党已逐渐式微。
台湾作者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
我饶有兴味地读了1991年6月10日至16日《新新闻》周刊上关于江青的长篇报道——《翻云覆雨红女皇，天怒怨白骨精——“红朝女皇”江青的一生浮沉》。发表这篇万字长文，是因为江青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自杀身亡，消息传出，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文章从台湾的视角看江青，比如详细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甚至还列出“江青与蒋家的关系表”——因为江青前夫俞启威（黄敬）与台湾前“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有着亲戚关系，而俞大维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于是江青与蒋家也有着“裙带关系”。另外，还有“陈立夫救过江青的丈夫”之类，也是台湾作者才会有浓厚兴趣加以查证的。
毕竟隔着一道海峡，台湾作者对于江青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明显的误区。我发现，这篇文章的错误之处比比皆是。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时“乃将党证吞下”。那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无党证，中国国民党党员才有党证，作者显然是以国民党来推论共产党。文章称江青在“1939年1月下嫁毛泽东”，把时间弄错，毛、江结婚是在1938年11月。文章又称，“1976年10月5日，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等5人在解放军总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逮捕四人帮”，这纯系子虚乌有；文章还称，“汪东兴在10月6日凌晨到钓鱼台逮捕王、张、江、姚四人”，更是与史实明显不符……
其实，这篇文章给我以有益的提示：作为大陆作者，在写及台湾的历史情况时，千万要仔细查证，因为两岸毕竟隔着一道海峡。
读《新新闻》，我如同穿过时光隧道，在当年的台湾政坛漫游，从中得知台湾许多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党的来龙去脉，大有温故而知新之感。由于大量复印了《新新闻》上我所感兴趣的报道以及相关的台湾图书，以致回上海时托运的行李重了许多。这批复印件，无疑将成为我研究台湾政坛的重要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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