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竟把1个案子办成20个各省检察长们坐不住了
||
竟把1个案子办成20个各省检察长们坐不住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竟把1个案子办成了20个案件，各省检察长们坐不住了
2021-03-07 08:04 星岛环球网 来源：长安剑
长安君（ID:changan-j）：
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冤假错案中，老百姓看到的是“死循环”？
盛大爷的“马拉松”诉讼之路，持续了整整31年；一个“案子”，竟办成了至少20个“案件”。
G=A/J？这个数学公式是什么意思？和检察机关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长安君带你一一解密。
31年长久的等待总算有了结果
令人咋舌，有些案件的“周期”，甚至长达31年。
31年前，盛大爷与他人合作建房，因不同的行政部门对该建房行为评价不一，盛大爷被处以没收等行政处罚，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所涉房屋又遇拆迁，从此，盛大爷走上“马拉松”诉讼之路。
这一官司从区打到市行政执法机关；从地方基层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申诉到省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终抗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因行政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该案历时31年引发多个行政和民事诉讼，相关部门前前后后作出4个行政执法决定和16个司法决定、裁判，“案-件比”竟高达1:20，这意味着盛大爷自己的一个“案子”，在执法司法部门办成了至少20个“案件”，盛大爷从55岁到86岁一直奔波在维权路上，几乎在诉讼中度过了半生。
2019年7月的一个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交流会上，剖析了这样一起行政赔偿抗诉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当场部署抓紧整理报告，并明确指示“该案反映出的诉讼程序空转问题很典型，可以作为主题教育期间的典型事例”。
“31年申诉、3年抗诉、1年半做和解工作，86岁老人几多悲凉，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到实处。”因而张军多次批示并指出，如果执法、司法为民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公平正义就只是口号、标语，法律的温度就会很低，民心就会离我们很远。
针对反映出的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行政争议实质化解难等问题，2019年10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截至2020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6000余件。
盛案
202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与最高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协同办案，促使双方当事人逐步缩小诉讼目标差距，涉案行政机关也表示绝不会“新官不理旧账”。
经过反复做促和工作，2020年12月18日，双方达成和解，盛大爷拿到了应有的补偿，这起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感谢党，感谢检察院给了我生命”。盛大爷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真情地表示。
这个31年“长久的等待”，于盛大爷而言，总算有了结果。
“一声春雷”，各省级院检察长们坐不住了
这是最高检党组列出的一道数学公式，这个公式中：
——“G”是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的“感受”；
——“A”是指发生的具体“案子”；
——“J”是指这些具体的“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所经历的有关诉讼环节统计出来的“件”。
“A”与“J”之比，就是这个公式的名字，谓之“案-件比”。
2020年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印发了《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 随之，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入大众视野。
2018年12月24日，案管办形成了一个专项报告，经过测算，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案-件比”为1:1.895，这意味着司法统计中多办出119.7万“件”，也意味着程序、人力、司法资源更多的占用、付出，每多一“件”，当事人往往就无形中累积一次负面感受。
2019年2月，第二份刑事检察“案-件比”测算报告出炉。
随之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最高检通报了各地的“案-件比”，如“一声春雷”惊醒梦中人，各省级院检察长们坐不住了。
案管办先后多方多次征求意见后最终确定——在老百姓一个“案子”基础上，检察环节可统计为多个“案件”的15项办案业务活动是：对不捕案件的复议、对不捕案件的复核、对逮捕（不捕）案件的申诉、对不起诉案件的复议、对不起诉案件的复核、对不起诉案件的申诉、一次退回补充侦查、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撤回起诉、法院退回、建议延期审理和国家赔偿。
“案-件比”的理想状态是1:1，这15项办案业务活动不也是合法的吗？增加进来为什么就“不理想了”？
“案-件比”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体现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就在于揭示出办案数量和工作量之间的内在关系。
比如，一个故意杀人犯罪案件，要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批捕→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有罪，被告人认罪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案件诉讼终结，从形式上看，综合公检法“案-件比”为1:4，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经的法定环节，不需作为“件”叠加计算，公检法各自已做到最佳、理想状态，“案-件比”各为1:1。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最高检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案-件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委员们介绍“案-件比”相关情况。
现实很骨感——
河北省那起历经10次审理判决、7年7次发回重审的普通刑事案件，再如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一系列冤假错案或者重大疑案中，老百姓看到的是“死循环”。
曾几何时，由于退补退查以及发回重审没有时间次数限制，原本应该维护司法正义的程序，沦为上下级司法机关、相关司法部门之间的“拉抽屉”。
“案件‘拉抽屉’久拖不决，人又一直被羁押，这实际上是对嫌疑人的权利造成侵害，每一次修改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表示。
年度业务数据显示，2019年刑事检察“案-件比”为1:1.87，“件”同比下降0.02，减少了约3万个不必要的办案环节。
2020年，全年刑事检察“案-件比”为1:1.43，在受疫情影响、办案工作一度延迟的情况下，“件”同比下降0.44，相当于减少了41.2万个程序环节和统计中的“案件”。
2020年1月18日，全国检察长会议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指出要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同步构建起科学高效的检察管理体系，把“案-件比”落到检察机关、把责任落实到检察官
“不要激动，喝点水再说”
2020年10月22日，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张军首次主持的“陈某刑事申诉案公开听证会”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举行。
该案由民营企业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引发，民事和刑事交叉串连，涉案金额巨大，在事实法律等各方面存在争议，虽经福建省三级检察机关反复做工作，仍陷僵局。
五位听证员参加了听证会，有法学教授，有全国人大代表，有人民监督员，有媒体记者……
张军开宗明义地介绍了听证会的背景后，听证会正式开始。
申诉人陈某在陈述案情时非常激动，数度哽咽。
“不要激动，喝点水再说。” 张军安慰他说。
“你2016年报案，2017年移送到检察院，那时候你的相关法律知识有今天这么丰富吗？” 张军问。
“没有，我是在检察机关不起诉后，才学习法律，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陈某回答。
“如果现在再让你签这个合同，你还签吗？” 张军又问。
“肯定不了。”陈某说。
“你有很纯熟的法律知识，关于诈骗罪的事实、证据谈都很清楚。”见到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如此随和，陈某的陈述也显得轻松了许多。
对于本案涉及的三份重要诉讼文书，听证员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很诚恳地指出问题:
——第一份不起诉决定书仅以一句“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结论过于简单；
——后来的两份复查决定书对于“什么事实不清？该事实对于起诉与否究竟有何影响性意义？”在论证方面均语焉不详。
张军对此非常认同，他特别指出，对于这类争议较大的不予起诉案件，如果检察机关当年公开听证，让当事人心服口服，也许早早可以“案结事了人和”。
在听证员评议的间隙，张军与申诉人和他的夫人深入沟通、促膝交流。他用自己在最高法院长期从事刑事案件办案的经历，阐述了在民事与刑事之间天平往哪一头倾斜，对于企业家的干系重大，阐述了最高检保护民营企业的一系列新举措，强调了契约精神与诚实守信，同时也帮陈某分析了他的心理状态。
最终，陈某不由信服，当场表示服从检察院的意见，使这一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公开听证”的意义何在？
“司法办案是否做到求极致，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有没有解决问题、能不能以最佳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实现案结事了，这也是减少申诉、治理信访诉源问题的治本举措。”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认为。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