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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传闻真相揭秘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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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传闻真相揭秘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种种传闻真相：揭秘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2021-03-05 09:53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的毛泽东。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夫人的姐姐。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萧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丽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请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1938年11月20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敌机轰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滕代远建议的，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而杨家岭情况好些。于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请客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在这之前，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
1939年，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他们反映，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曾经被捕，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请毛泽东慎重考虑。
关于项英的电报，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
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是否变节不清楚，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项英要他写个材料，还让他“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项英在电文后加了“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一语。
一是黄子云在1995年1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1939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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