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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子毛毛 1949年后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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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子毛毛 1949年后的遭遇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子“毛毛”1949年后的遭遇
2021-03-05 09:46 星岛环球网 来源：中华网
核心提示： 红军撤出龙岩时，考虑到还能回来，毛泽东没有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而是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户老百姓的家里，这样也好让贺子珍生产后多休息几天。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
毛泽东的一生，前后有10个儿女，除后来众所周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外，其余6个子女因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或长征途中先后不幸夭折或失落民间。
而这6个孩子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外，其余5个孩子均为贺子珍所生。
长女毛金花，出生后寄养在老乡家中夭折
1929年秋，毛泽东指挥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的时候，贺子珍在福建长汀分娩，生下一个女孩。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儿，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之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就叫她毛金花吧！”
孩子生下后不久，毛泽东就托人为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寄养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到老乡家里，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革命性极强的女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操心。
红军撤出龙岩时，考虑到还能回来，毛泽东没有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而是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户老百姓的家里，这样也好让贺子珍生产后多休息几天。
但是同孩子分别的一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给孩子留下，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那位大嫂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的。”
送走孩子后，贺子珍的心里很难过，但她没有落泪。当时，她有个乐观的想法，以为红军常在这一带活动，与孩子见面是不难的。想不到，这竟会是同女儿的永诀。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来到龙岩，贺子珍在县城里一面忙着为军队筹粮筹钱，一面惦记着自己的女儿。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记忆，找到那位大嫂，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愣愣地坐在那里。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安慰她说:“大嫂，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多少时间沉浸在失女之痛中，当时的艰苦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几乎占去了她的全部精力。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
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她把小毛岸红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快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小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贺怡则是贺子珍的妹妹，把孩子留给他们夫妇带着，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乡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不久，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也下落不明了。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四处寻找小毛毛。
毛泽东刚进北京不久，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还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孩子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均不相符。
后来，贺怡又专程赴江西吉安继续寻找，途中不幸遇难。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曾生有一个男孩，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希望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主席啊！”她很快向领导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送到了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毛。”她恳请组织上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她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着说:“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带着朱道来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接过，不禁又流下了两行热泪。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的干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并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在南京突然病故。
早产的男婴未能存活，长征中降生的女婴下落不明
贺子珍生下小毛毛后不到一年，又早产了一个男孩。
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修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她的肚子突然疼起来，她预感就要分娩了。修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几个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连里的医生和护士也留了下来，准备为她接生。
后续部队也陆续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殿后的队伍留下话:敌人从后面追赶过来了，你们必须在下午4点之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
这间“产房”是一座破旧的房子，里面空无一物，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下一个破门框支在那里。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慢慢地去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着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后，贺子珍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了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子珍惟一活下来的女儿李敏留在毛泽东身边，自己要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这时，不由得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给孩子留下点什么东西，并哀伤地说过:“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孩子，我都没有看清楚长的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无法知道她的死活。”
陕北保安喜降李敏，异国他乡痛失廖瓦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不很好的贺子珍又一次怀孕了，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了保安。在保安安家没几天，贺子珍就生下了女儿李敏。
李敏后来频繁往返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给贺子珍晚年冷清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慰藉。这是贺子珍一生不幸中的大幸。
贺子珍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时，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出现裂痕，便毅然决定单身前往苏联。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廖瓦。廖瓦十分逗人喜爱。这给贺子珍孤寂的心注下了甘露。
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贺子珍坐月子。满月以后，贺子珍把孩子送进婴儿室，自己则进了苏联布尔什维克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不幸的是，孩子在十个月大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的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开始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大好，但她怕影响学习，仍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去，没想到竟因此耽误了他的治疗……
可怜天下父母心！贺子珍几乎流干了泪水，伤透了心。在一个凄凉寒冷的深夜，贺子珍在校园里找了个荒凉而僻静的角落，亲手替儿子掘了个坑，把已经熄灭的小生命葬在了泥土里。
王美兰去苏治病时和贺子珍同住一室。当毛泽东从回国的王美兰口中得知贺子珍的遭遇后，他这个性格刚强、轻易不吐露感情的伟人，也禁不住地叹息了一番。毛泽东斟酌再三，毅然决定忍痛割爱，把留在身边的心爱的女儿李敏，送到万里之遥的苏联去，以抚慰贺子珍受伤的心灵。
李敏来到贺子珍身边后，她感到自己已经干涸的心田，又陡然出现了一条小溪。贺子珍从女儿的笑靥、歌声里，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这令她心满意足。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残酷的战火，犹如一双力大无比的黑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刚刚沉浸在母女团聚欢乐中的贺子珍，又推入了灾难的深渊。
贺子珍带着年幼的李敏在德军占领莫斯科前，已随国际儿童医院退到伊万诺夫城，但这里的物资十分匮乏，尤以食物为甚。饥寒交迫的苦难对贺子珍来说，已经够沉重了，然而，更沉重的苦难又接踵而来。5岁的李敏，抵不住风寒，患了肺炎。贺子珍不能再让病魔夺走爱女的生命，她不得不拼命地工作。她在上班之余还替别人缝补衣裤、织毛衣、做农活，以便多挣点钱，换回李敏急需的药品以及牛奶和面包。
也许，贺子珍的母爱和忘我的行动感动了上帝，李敏竟然奇迹般地渐渐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大概也是调养得当，她干瘦的小脸慢慢现出了些许红晕，那双活泼动人的眼睛，又显露出一派生命的活力。
为了李敏的身体进一步好转，贺子珍死也不肯让她在保育院过夜，而坚持白天送，晚上接。凶悍的保育院女院长被激怒了，便诬蔑贺子珍神经失常，蛮横地把她送进了疯人院。
1946年，在王稼祥安排下，贺子珍母女回到祖国。1984年4月19日，75岁的贺子珍走完她革命人生的最后征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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