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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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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的毛泽东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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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的毛泽东
2021-02-20 13:55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洛德说：实际上，基辛格同毛泽东最后几次会谈时，毛泽东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只能咕哝地说出几个字。不过我们还是有点怀疑的。他咕哝出可能三四个字，然后我们从翻译那里听到了5分钟的翻译。
原载《党史纵览》
2006年9月25日至27日，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美国亚洲文化学院与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化解冷战：美国与中国，1969-1980”为题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参加9月25日研讨的与会者都是亲身参与过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的美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在长达两小时的座谈中，他们各自回忆了当时的经历，并交流了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本文从中选取一些有趣的回忆片段，借以揭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精彩的幕后细节。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旅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任总统一周后，交给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一份备忘录，其中说，他想同中国发展关系。在中美双方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为了同中国取得联系，美国尝试了包括罗马尼亚、法国在内的多个秘密渠道，最后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双方共同的朋友取得了成功。1971年7月9日至11日, 基辛格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代号为“波罗行动”。
时任基辛格特别助理的洛德回忆说：“我们公开的行程是出访东南亚和南亚。我们事先准备安排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假装突然肚子疼，以便掩人耳目，秘密访华。问题是，我们在抵达巴基斯坦之前、还在印度的时候，基辛格真的肚子疼了。为了避免搞砸随后要在巴基斯坦上演的好戏，他不得不强忍腹痛，装作若无其事。”
1971年7月9日，“我同基辛格，以及理查德·斯迈泽（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乘坐一架巴基斯坦飞机，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飞机靠近中国边界时，我走向飞机前舱，成为我们当中飞越中国边界的第一人。”
“大家可能以为在秘密前往中国的飞机上，基辛格会担心与周恩来打交道、自己的秘密使命，以及这次访问带来的地缘政治地震等问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担心的是自己没有衬衫可穿。上飞机前，基辛格的助手打点行装时，忘记给他带衬衫了。我语带双关地对基辛格说，他甚至还没有坐下来同中国人谈判，就已经丢了自己的衬衫（在英语中也指赔光本钱）。基辛格向身高6.3英尺（约合1.9米）的约翰·霍尔德里奇（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借了一件衬衫。他穿着走来走去，看起来就像一只笨拙的企鹅。而这件借来的衬衫，领子上印的还是‘台湾制造’。”
基辛格一行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洛德说：“17个多小时是同周恩来会谈，4个多小时用来起草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来华举行最高级别会谈的公告。双方同意要改善两国关系，美中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仔细察看了总统访华之行的日程安排，并起草了公告。公告内容非常少，因为光是公告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但这对中国人而言是微妙的谈判。他们想在公告中说明尼克松热切期望访华；我们则想说明中国急切盼望尼克松来访。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公告中还说，我们将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只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
对于此行，斯迈泽如此回忆道：“当时坐在飞机上，我感到十分轻松。洛德起身走向前舱时，我对基辛格说，他是不是想要去奉承坐在前面的毛泽东的侄女（指王海容。美方误认为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基辛格说，我们永远不知道洛德要干什么。当然，事实证明，他的用心甚至更为‘险恶’，所以我们总是恭喜他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我不知道自己算是第几个进入中国的。不过我的确知道，毛泽东派他的侄女来巴基斯坦见我们，并陪同我们乘飞机前往中国，即便她在飞机上说得很少，做得也很少，但仍具有重大意义。我对基辛格谈了这点，他显然同意我的看法。”
周恩来的意见为《上海公报》定下基调
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是公开的。洛德也参加了这次访问。
洛德回忆说，这次访华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安排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之行的后勤、安全保障、新闻报道、日程安排等；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是开始磋商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的文件。
一开始，“我们拟定的《上海公报》草案按惯例强调和谐、一致。周恩来看后，几乎直接把这份草案扔到地上。他说，这真是荒谬可笑，丝毫不可信。中美已经做了22年的敌人。这（草案）会吓到我们的朋友，会让我们国内的群众困惑不解。还是让我们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立场，然后等我们能在特定领域达成一致时，才更可信。他是对的。即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份公报仍然被援引，这对于一份外交公报而言是相当不寻常的。当时为了重新起草公报，我们有时彻夜工作，我一直干到凌晨3点，然后基辛格过来把写好的东西拿走。但结果非常不错。当然，我们把台湾这个关键性问题搁在了一边，双方对此仍有很大分歧。”
尼克松破冰之旅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
洛德回忆说：“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我也随行。我先后在几位总统手下工作过，从未见过哪位总统准备访问时像尼克松准备访华这样勤奋、认真。我们整理出六本大部头的材料。尼克松在每一页上都作了标注。甚至当我们飞过太平洋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问问题。
抵达北京后一小时内，毛泽东要求见我们。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那次会见。但在见报的所有照片中，我都被切掉了，因为国务卿罗杰斯没有参加这次会见（此次会见人数受到限制，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美方除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外，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画面都不要出现洛德）。同毛泽东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们起先感到有些失望。这次会见看起来有些随意。他概略地谈问题，引用了一些典故以及逸闻趣事。会见时，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他所讲的每件事情。但随后的日子里，在同周恩来会谈时，我们细想了毛泽东的话才意识到，他那看似随意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搭建起了所有关键问题的战略性框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台湾问题可以等，我们对于北方的“北极熊”有着共同的关注。
在访问的剩余时间，我们充实了公报的其余部分。在台湾这个关键问题上，双方都作了让步。公报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反霸条款，这反映了我们对苏联的共同关切。
即使在从中国返程的飞机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仍在担心美国国内的反应。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电视画面是多么激动人心和积极正面。在美国，这一消息受到了压倒性的欢迎。其他国家迅速开始行动，追随我们的步伐。当然，此次访华之行帮助尼克松再次当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因，而且这也不是他此行的目的。
我想，尼克松访华将一直是二战以来最为重要、最为积极的三四个地缘性政治事件之一。”
尼克松访华时的首席翻译傅立民回忆说：“我参加这次访问，是以翻译的身份前往的。不过没有人告诉我要担任何种职位；没人告诉我行程，行李签是被塞进我家前门信箱里的；也没人告诉我我要做什么。记得在夏威夷海滩上，我碰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任尼克松的军事助理）这个瘦削的家伙，他当时刚刚晋升为准将。我问他我的任务是什么。他说，不知道，你去问讲稿撰写人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我去问了，从布坎南那里得知，他已经在迪克·所罗门（Dick Solomon）（时任基辛格助理）的帮助下，把毛主席的诗作写进宴会祝酒辞中了。这是个有用的信息，但我还是没弄清自己的任务。
实际上，直到我们抵达北京，我仍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尽管我与总统碰过面，总统也没有告诉我。宴会前一小时，查平（尼克松总统副助理）告诉我，总统想让我翻译今晚的宴会祝酒辞。我说，好的，可以把讲稿给我吗？他说，嗯，没有什么讲稿，总统打算即席讲话。我说，你肯定搞错了，要知道，这可不是法语或西班牙语，如果可能的话，我实在想看看讲稿。
他返回去见总统，出来后说，总统说没有讲稿，他命令你即席翻译。我说，我认为这里有问题，我觉得你没跟总统说。他说，我说了。他再次进去，出来后说，总统命令你即席翻译他的讲话。我说，查平先生，如果告诉你今晚祝酒词的初稿是我写的，这或许会让你感兴趣，而且我知道其中有些毛主席的诗词，但我不知道是哪一节。如果你认为我一会儿站在全世界面前，能随便地把英文版毛主席诗词翻回中文，那你就太胡闹了！
查平当时没有解释原因，但两天后，总统本人向我作了解释。他眼含泪水，向我道歉。他解释说，他喜欢把演说词背出来，显得是自己现场即兴发挥的一样。他知道我工作干得不错，这件事不是针对个人的，等等。这真是一次特殊的体验，我原本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
对于此次访问的影响，傅立民说：“我的家族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我曾祖父是最先为孙中山设计三峡大坝的人，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创始人，也是19世纪中国制铁业的创办人之一。至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的车辆驶在北京街头时，我冥思苦想此次访问可能带来的影响。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它会给中国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美中正式建交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经历了7年漫长的等待，直到1979年1月1日卡特总统执政时，中美两国才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当时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认为，尼克松访华虽然开启了美中交往的大门，但“那次访问结束及其开启的政治关系开始之后，仍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那时，我们同中国人已经建立了政治关系，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具有历史意义。但主要也就是这样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和我们都感到，美中关系要么不得不向前发展，要么就面临着出现某种程度倒退的风险。
这就提出了是否将中美间富有成效的重要政治关系推向正式正常化的问题。卡特政府执政第一年对此犹豫不决。它愿意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但认为随着巴拿马运河协议的提出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重重困难，尝试美中关系正常化可能会让政府超负荷运转，难以承受。
不过经过一些踌躇之后，卡特政府还是半心半意地决定探索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1977年8月，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的目的正是如此。但由于此行有些心不在焉，目的也有些含糊，因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后，我开始劝说卡特总统派我去中国。这一劝说花了点时间，而且需要在政府内部找一些帮手，如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因为万斯对于我去中国的主意并不特别热心。
最终，1978年初，总统决定让我去中国，把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向前推进。此后随着对我此次中国之行的讨论走向深入，总统变得更有热情，坚持此行目的就是寻求美中关系的彻底突破，甚至不仅限于此。
这就有了我的访华之行。结果我花了大量时间同邓小平会面，既有正式会面，也有稍后他与我共进晚餐时更为随意的谈话。我们甚至开始建立起一定的私人关系。一次，他直率地对我说，也许他已经太老了，没法考虑访问美国的可能了，但仍希望会有这么一天。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着手建设的关系取得预期的成果，我希望他能来美国，并来我家和我共进晚餐。
之后，美中双方就开始进行秘密磋商。磋商持续了几个月。万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必须在1978年12月完成。我在此特别提到这点，是因为有人曾宣称正常化人为加速是我的原因造成的。但这个时间实际上是由总统根据万斯的建议同意的。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夫人来我家晚餐。我的孩子们给他们上俄罗斯鱼子酱。我小女儿当时不到10岁，不小心把很多鱼子酱撒在了邓小平的裤子上，正好在膝盖部位。我记得被他极其灵巧地轻轻弹掉了。
在此附带说一下，邓小平在会谈中反应非常敏捷。一次，我们的会谈变得有些疲沓，没有活力。为活跃气氛，我对他说，您知道，美国总统在同您谈关系正常化时面临大量政治难题，因为美国有许多政治反对派，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在同我们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您有没有碰到什么政治难题？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当然，在台湾省有很多的政治反对派。他反应很快，很机敏。第二天，卡特总统和他举行正式会谈，提出从中国移民的问题。邓小平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然后探过身去说，好，明年我允许1000万人移民。您愿意接收他们吗？”
针对布热津斯基的回忆，洛德补充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布热津斯基和卡特的确扮演了关键角色”。实际上，“尼克松向中国人表示，他将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发生了水门事件，干扰了这一进程。之后，福特总统表示，他将在下个任期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由于福特竞选失利，加上当时美中双方都受到国内环境的制约，这一承诺未能兑现。
所以就留待卡特政府咬紧牙关奋力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了。这一问题上，尽管卡特受到一些攻击，我和其他人无疑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开放固然重要，卡特及其后历任总统也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将美中关系不断向前推进”。
对美中领导人的看法
座谈会的主持人历史学家麦克·苏瑟问道：“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周恩来1945年在日内瓦会见杜勒斯的时候，杜勒斯拒绝同他握手，周在后来的15年里，仍对此耿耿于怀。你们可否就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彼此第一次见面时他们之间的人际互动做一些评论？”
洛德回答说：“正是由于这段握手的历史，1972年2月尼克松走下飞机时，大步走向周恩来，同时伸出自己的手。这一动作是事先经过非常认真地设计的，当然，中国人立即就明白了我们的意思。
我在这里简单谈一下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看法。我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立即就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并不是说他像施瓦辛格那样雄健魁梧，而是说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权威。你事先多少会猜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过我无法用数量来衡量他究竟有多大的权威。但我想每一个走进那个房间见到毛泽东的人，即便不知道他是谁，都会有这种感觉。
周恩来是我所见过的最有个人魅力的外交官。基辛格曾评价说，周恩来和戴高乐是他所见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在我看来，周恩来靠自己的智慧、幽默、历史感、战术睿智，等等，主导了他参加的每一次会见。毛泽东在场时，他则完全处于辅助地位。
我参加了尼克松、基辛格分别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每一次会谈。我坚信这些将永载史册，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最为卓越的外交对话。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是泛泛而谈，正如我前面讲的，我们最初有点失望，因为他看起来非常，或者说有些随意。但是，在看似随意的那一个小时里，他击中了足够多的要点，特别是在苏联和台湾等问题上。随后一周，我们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意识到，周（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框架。但毛泽东谈话是概要的；他更像是一个码头工会领导人，使用的语言不怎么优雅，但这让人印象深刻。而周恩来讲话则格外优雅，非常流畅，极富技巧和智慧。”
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没有参与同毛泽东的会面。周恩来显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不过，1974年我陪同福特总统访问了中国。毛泽东当时经历过几次中风，会谈时他身边有一名翻译、一位医生和两名护士陪同。毛泽东说完后，他们把脑袋聚在一起交流，研究毛泽东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流露出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当然并非来自他的外表。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
洛德补充说：“实际上，基辛格同毛泽东最后几次会谈时，毛泽东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只能咕哝地说出几个字。不过我们还是有点怀疑的。他咕哝出可能三四个字，然后我们从翻译那里听到了5分钟的翻译。所以我们推测，他在说，第一是我的台湾政策，第二是我的苏联政策。但我要强调的是，进行这些会谈，对毛泽东的身体是极大的考验。”
当被问及同毛泽东、周恩来相比，邓小平的个性如何时，斯考克罗夫特说：“我无法很好地比较他们，因为我只同周恩来进行过一次会谈，同毛泽东进行过半次会谈。但在我看来，邓小平是个十分非典型的中国人。当你同中国人会面时，通常是在一个座椅摆成U型的房间里，对话双方分列两边并排坐在椅子上。典型的中国人在会谈时，脸冲着你对面的墙说话。而邓小平则会坐在椅子边缘，身体倾斜靠向你，直接面对着你阐述自己的看法，表现得非常活跃。他是个非凡的人物。”
傅立民说：“邓小平为人率直、直接，非常有吸引力，他对于自己要完成的目标具有超出常人的见识。我这里回忆一件事。1981年8月，当时我任美国驻华公使，我带了几位来访者去见邓小平。会谈中，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当书写我们国家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将会被视为我的先驱。真正的革命开始于3年前。’我认为，作为现代中国的设计师，他在历史上将留下美名。”
对中国人谈判风格的看法
当被问及如何比较与中国人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时，洛德说，与中国人和俄国人打交道的不同在于，“同苏联我们有大量具体的问题来谈判：军控、经济、国际关系的原则，所以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同中国人的关系更多是概念上的，我们不得不打消彼此的疑虑，说服对方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什么，概述长期的趋势。所以，不会有具体的协议。这也是我们不停地向中国人通报苏联同我们关系的一个原因。一方面是让他们相信我们没有背着他们做任何事，另外也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同苏联签订了大量具体协议，同中国则没有签订这些，让他们对此感到紧张，以此来刺激中国人与我们搞好关系。
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发现，中国人的风格更加令人愉快、有吸引力、简单，虽然打起交道来并不容易，但至少比俄国人更加可靠。同俄国人在一起，感觉是在同地毯商打交道。他们会走进来，漫天要价，然后讨价还价，就像在集市里一样，直到你亮出自己的底线，而你永远无法非常清楚地知道何时达到对方的底线。
中国人通常的方式是一开始就摆出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们的底线，实际上是说他们有这些原则。我们不得不尊重这些原则。但之后在此框架内，对细节和策略都是灵活的。
所以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得同中国人在一起比同苏联人在一起更加愉快。你可以推测出他们真正需要的，很快达成可能的妥协，这同苏联人相反”。
斯考克罗夫特补充说：“同中国人打交道，双方没有共同的背景。我们正走出20年的完全隔离状态。20年来双方没有任何交流，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同苏联人打交道，基本上就是敌对的方式。我们彼此不喜欢对方；我们也明确表示不喜欢对方。我们走到谈判桌前是因为我们认为双方可以做些实际的事情来改善关系，减少这种关系的危险和紧张，但是没有什么基本的给予与索取的精神，没有任何信任可言。这是讲求实际的谈判中最为艰难的。”
傅立民说：“同中国人，我们是包办婚姻。这种婚姻关系一开始并非由双方的爱慕之情推动。当时没有任何爱慕。但当我们开始交流后，我们发现了对彼此的好感，可能比这感情还更深些。中国人有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谈判风格。那就是中国人对待原则与具体协议的态度是全然不同的。原则是战略目标，不可改变。具体协议是达成同这些战略目标一致的共同目的的手段。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风格，同欧洲人或俄罗斯人的风格的确没有共同之处。美国人日益发现这种风格相当有吸引力。”
以上这些，不过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但窥豹一斑，足以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尼克松访华至今，中美关系已然走过了40年风风雨雨。正如与会者们所说：“美中关系一直是一种甜蜜与酸涩交织的关系。它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非常微妙、非常敏感，虽然容易起起落落，但这种关系长期看来不仅重要，而且是一直在发展着的。”目前，中美正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困难和波折，但相信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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