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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借纪录片挑起的一场震惊中外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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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借纪录片挑起的一场震惊中外政治风波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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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借纪录片挑起的一场震惊中外政治风波
2021-02-10 10:20 星岛环球网 来源:中华网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9月下）
在“文革”中，意大利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西方国家，时为1970年11月5日。次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函，希望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由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中国当时也希望打破封锁，展示自己。于是，外交部和国务院文化组委托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发出邀请。
纪录片《中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拍摄于北京，展示了一个小学的学生们、城市的老区、使用针灸技术的剖腹产手术，还有一个棉纺厂及其工人等。第二部分参观了林县的红旗渠，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以及古城苏州和南京。最后一部分拍摄的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由弗利奥·哥伦布领队的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林县等地拍摄了22天，完成了一部4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国》。1973年1月，该片在罗马首映。因为这是“文革”以来西方人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拍摄，导演知名度又高，此片反响很大。美国广播公司花25万美元，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当时，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引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
1973年5月17日，周恩来会见了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到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
周恩来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也不知道他来华拍摄的情况，他要工作人员查一查，但在场的记录人员对周恩来的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然而，杨振宁的话还是传到了相关机构。
当年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有人就电影《中国》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信，姚文元立即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17日，此人又写信说：“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姚文元再批示：“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批示：“应严肃认真对待，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12月30日晚，在北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看了《中国》。1974年1月9日晚上，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会议上说：“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人请来的。”1月16日，江青再让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中国》，并点到驻意大利使馆，说：“这个大使要撤！”
周恩来感到被动，调来了广播局关于《中国》的拍摄档案，发现自己与杨振宁谈话要求查查的指示没有被记录。于是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在前面写道：“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
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挂帅的联合调查组，于1974年1月30日向中央提交报告，将此事说成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被召回国，进了学习班。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新闻司司长彭华也被批判，做检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此后，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江青倒台两年多以后，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才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给这场风波画上了休止符。
最近，我重新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感觉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文体生活和精神面貌。比起中国自己拍摄的新闻简报，保存了更多的历史信息。虽然导演是在颇受约束的条件下拍摄的，但叙述心态相对平和。他们不肯按照中方的基调刻意美化，但也没有刻意丑化。有一些温和的议论和批评，只是出于价值观的差异，而非出于恶意。但当时中国处在唯我独尊的心态中，只希望听到来自外界的赞美，于是，并不反华的安东尼奥尼，被打成了“反华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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