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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文革之痛 中将当众打上将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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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文革之痛 中将当众打上将耳光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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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文革之痛：中将当众打上将耳光
2021-01-30 10:2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1967年7月26日上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召开。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武斗。吴法宪还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1964年1月，京西宾馆开始筹建，对外称将建造“八一饭店”，设计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军委内部会议使用，不对外营业。同年9月1日，饭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营业。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根据其地理位置定名为“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算不上富丽堂皇，却高大宽敞。实际上，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的宾馆，后来成为中央讨论和决定重要问题的场所之一，具有同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义。“文化大革命”时期，它还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所谓的“走资派”的庇护所，一大批受到冲击的开国将帅和地方负责同志在这里暂避风雨。
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一堆热水瓶摆在楼梯口
“文革”之初，受到冲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熏来京后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仍穷追不舍，组织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住在宾馆七楼，同住这一层的还有韩先楚、皮定均等大军区司令员。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北京卫戍区战士把造反派阻拦在外面，不让进去抓人。但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并很快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聚越多。
楼上的许世友听到外面的风声，认为凶多吉少，和几位老将一商量，马上召集随身的秘书、参谋和楼层服务员，加在一起约有20人，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每组把守一个楼梯口。皮定均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说：“我们听你指挥！”
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即进入角色。他指挥人把电梯调上来，停在半空，说造反派往楼上冲，非爬楼梯不可；又叫人把各个房间的热水瓶集中在七楼，分成两拨摆在楼梯口，只等造反派冲上楼时，往下倒开水。许世友说：“这叫‘水雷弹’！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我们不打、不骂，倒倒开水总是可以的吧？”说得大伙都乐了起来。许世友随身带着枪，作了最坏的打算。
对造反派的“抗击”工作准备好以后，粗中有细的许世友没有忘记用电话报告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并请转报毛泽东。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知道许世友的脾气，向来敢说敢做，怕双方闹起来惹出大祸，立即让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许世友见徐向前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
这件事人们议论起来都有些后怕：那天如果不是周恩来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有可能发生人命惨案。造反派经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出面劝说，撤出了京西宾馆。从南京来抓许世友的造反派也回了南京，许世友安全了。
老帅们为保护萧华免遭批斗动了怒，“大闹京西宾馆”很快被传了出去
1967年1月，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代表，公开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名字，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瞬间，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江青紧张了，派人连夜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覆盖起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平息了。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争论。
江青的观点不占上风，就节外生枝地打出了攻击萧华的牌：“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她还质问：“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这时叶群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对着萧华念起来：“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
叶群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叶剑英问她：“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然后，她站起来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大家站起来跟着喊口号。萧华也喊，但叶群马上制止：“萧华没资格。”
陈伯达接着讲话：“萧华，你很骄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里。你是绅士，不是战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战士。你把解放军变成了私人军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队。你是专门搞投机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萧华不吭声。江青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
会场上一时沉默，倒是萧华说话了：“你们说完了没有？允不允许我发言了？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以共产主义为最高信仰，毛主席始终是我热爱的领袖。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我承认，但是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坚决不接受……”江青打断他的话：“别说了，晚上到工人体育场，当着十万革命群众说去！”
叶剑英看势头不对，赶快离席打电话报告周恩来，随后同聂荣臻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情况报告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保萧华，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周恩来立即向叶剑英转达：“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发现叶群等几个人发言都有发言稿，意识到他们显然是事先预谋的，是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老帅们也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徐向前在散会时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会后在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了，所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晚上就抄了萧华的家。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景山东街寓所后门跑出，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借车赶到西山叶剑英住所求救。
第二天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左侧，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这时，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说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话里有话，生气地对着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盛怒之下，徐向前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掉到了地上。
萧华未被抓走令江青感到意外，连声音都变了调：“你，你怎么逃出来了？”陈伯达追问：“看来一定有人保护你了，是谁呀？”
一直不语的叶剑英说话了：“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说着，叶剑英也拍了桌子，伤了手骨。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镇住了，不敢再提抓萧华的事。
胆小的陈伯达怕萧华真有“后台”，越想越不自在，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19日下午开会，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
然而，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很快被传开了。毛泽东说，“大闹京西宾馆”是相当大一件事，但地球还是照样转
1967年1月22日，听到“大闹京西宾馆”情况的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将领们。受到冲击的将领们在此时受到毛泽东接见，尽管对“文革”仍不理解，但对毛泽东本人却充满信任和敬意，纷纷向他诉说苦衷。
北京军区的领导说：我们几个常委都被包围起来了，司令员杨勇被抓去了，还要抓副司令员郑维山。
许世友站了起来，汇报他和一些同志躲在京西宾馆仍受冲击的情况，不禁情绪激动：“他们点名要揪我，我抗议。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许世友气鼓鼓地上前一步跟毛泽东理论：“我们犯了什么罪……”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站在许世友旁边，暗中扯他的衣角叫他不要说。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向毛泽东报告，说副司令员吴烈被包围了。他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习惯性地嘬着下嘴唇，看着将领们个个被整得变了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中国现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个诸侯的战国时期。”但他还是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又说：“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毛泽东既然这样讲了，将领们得到一些安抚，不好再说什么。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后期，林彪、江青等对所谓“二月逆流”集中进行抨击。但毛泽东在闭幕的即席讲话中有所缓和：“这件事（指‘二月逆流’）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什么？”
周恩来接话说：“京西宾馆。”
毛泽东继续说：“京西宾馆嘛。它这个大闹嘛，就证明它是公开出来的嘛，它没有什么秘密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倒是细节无须乎多过问，还是大纲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谈哪，在桌边上讲过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么看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么好啰。所以，我说嘛，事情是相当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还是照样转。你那六七个人反对，这个地球让它不转吗？”
怕宋任穷等人再受冲击，周恩来指示立即修围墙
1967年1月“夺权”风暴刮起后，中央将大军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住。
周恩来十分关注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被安排住在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经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来揪斗他。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宋任穷。仗着人多，一部分人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人继续与警卫部队纠缠。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宋任穷进行殴打，并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傅崇碧立即指挥警卫部队夺回了宋任穷。
周恩来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
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来，不无担心地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说：“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您看行吗？”周恩来果断地说：“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傅崇碧亲自指挥转移这些老同志，秘密地来到了东高地。造反派见这些老干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没有办法，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宾馆。1968年4月，宋任穷又从京西宾馆转移到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他去时，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秦基伟、甘渭汉、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左齐等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同志已经在那里了。宋任穷同陈再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起在冀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艰苦的环境中并肩战斗，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了。两人在此相见，不禁感慨万端。陈再道对宋任穷说：“现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厉害，挨过打，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可毛主席到武汉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从外地先接到京西宾馆的。我相信，我的问题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
听傅崇碧说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电梯里，周恩来不禁担心起来
1967年7月24日凌晨，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开会。
要他们来北京的文件是周恩来起草的，并要求工作人员用绝密电发出。同时，周恩来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泄露了出去。他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
24日中午，秘书报告周恩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快要顶不住了。周恩来让卫戍区第三政委黄作珍去京西宾馆向造反派宣布，限令造反派先撤出宾馆，其他问题以后再谈。黄作珍去了不一会儿就打来电话，说造反派不答应，继续向大楼冲击。周恩来又打电话让傅崇碧亲自去。
傅崇碧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群汹涌，有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布周恩来写的四条，造反派仍然不听。傅崇碧急忙上楼，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个人弄进一个平时很少开的电梯内，让电梯开到八九层中途悬停下来，熄了灯，而且告诉他们没听到规定的信号别出来。
造反派没抓着陈再道，赖着不走。傅崇碧怎么劝也劝不走。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呆得太久，没办法，傅崇碧只好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听说陈、钟、牛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电梯里，不禁担心起来：“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
“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傅崇碧最后说了一句，“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找到戚本禹，严厉地对他说：“你们必须把冲入京西宾馆的群众劝走。否则，陈再道他们被抓走了，你们去向主席作出交代，我不管了。”
戚本禹看到周恩来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立即来到京西宾馆。他一开口，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然而，文艺口的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却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事后看，“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等串联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他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军史上不多见的荒唐事：开国中将当众打开国上将耳光
1967年7月26日上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讨论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在武汉受伤的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也被推到了会场。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
会议名义上是讨论会，实际上是批斗会。
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赤膊上阵，且发言越来越离谱：“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仍不罢休，想起叶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给陈再道打包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忍无可忍：“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罢，徐向前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
会上，陈再道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说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了过去，抓掉他们5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他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武斗。吴法宪还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接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当周恩来跑着赶了过去，要制止他们时，那些人已经溜掉了。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陈再道冲着康生大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脸，恶狠狠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陈再道为政委钟汉华擦去满头虚汗，不禁鼻子一酸
第一次批斗过去没几天，第二次厄运又降临了。这一次来的人没等陈再道开门，就一脚把门踢开了。一群佩戴造反派袖标的军人，怒气冲冲地闯进了房间，厉声喝斥：“陈再道，你罪大恶极，知道不知道？”
说着，这些人连揪带扯，把陈再道弄到了京西宾馆十一楼会议室。会议室里，坐满了“三军”造反派的人。陈再道刚刚被推进门，立即有人站起来，扯着嗓子高喊：“打倒陈再道！陈再道罪该万死！”
紧接着，钟汉华和牛怀龙等人也被先后推进了会议室，打倒他们的口号声随之而起。陈再道被迫低头弯腰站在前面。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则坐在会议室前排的位置上，也跟着“三军”造反派喊口号。
这次批斗会，一开始就是电闪雷鸣，风狂雨暴。
造反派问：“你一手策划了‘七二○’事件，你为什么说没有？”陈再道答：“我没有策划嘛。我跟谁说过？跟谁开过会？”
……
因为知道自己有口难辩，陈再道只好说：“如果你们让我交代‘支左’中的错误，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都可以认认真真地作交代。如果你们让我交代搞‘兵变’的罪行，再进而交代出搞‘兵变’的‘黑后台’，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来。”
造反派很奇怪：“为什么？”
陈再道很坦然：“我没搞。”
造反派像是被羞辱了一般，用武斗发泄着不满。陈再道被他们打倒在地，又被揪起来，不知来回折腾了多少次。陈再道低头弯腰忍受着，汗水湿透了衣服，头上淌下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把脚前的地板浸湿了一片。
批斗会后，为挖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还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但并没捞到任何证据。在周恩来强令之下，他们才把抢走的文件退回。
陈再道等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为避免造反派再次批斗，周恩来决定把他们送到西山暂避一时。
于是，陈再道和钟汉华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橡皮子沟，住进了一支工兵部队的营房里。这里的物质条件很差，但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给他们以照顾。然而，那些“奋斗不止”的“三军”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仍然揪住他们不放。每当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造反派就从城里派来汽车，把他们拉到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批斗。这样的批斗会，一般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有一次，钟汉华挨完批斗，由于精神、肉体受到难以承受的折磨，脸色非常难看。串串豆粒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儿从额头、脸上往下掉。陈再道、钟汉华是被扶上汽车的。到车上，钟汉华还是汗流不止，眼睛微闭，十分吃力地喘着粗气。陈再道让钟汉华靠在自己肩头上，为他擦去汗水，问道：“老钟，你怎么样？不要紧吧？”“不要紧，老毛病。”钟汉华睁开双眼说，“这一夜低头弯腰挨斗，大概是血压又上去了。我感到心里难受，脑袋发晕，四肢无力，浑身发冷……你放心，我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陈再道望着钟汉华的面容，抚摸着他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不禁鼻子一阵发酸。他对钟汉华说：“老钟，坚持坚持，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钟汉华凄然一笑，紧紧地握住了陈再道的手。
陈再道、钟汉华在橡皮子沟的营房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周恩来又派车把他们接回到京西宾馆。到京西宾馆后，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指示：第一条，好好休息；第二条，注意安全；第三条，有错误就检讨。但实际上，尽管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他们仍然不断地遭到批斗。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被送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接受批斗。大约呆到1968年初，又搬到了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那里已住了一大批受冲击的将领。直到1969年8月1日之后，已转移到北京郊区某部的陈再道等接到通知，立即去京西宾馆。他们到宾馆刚坐下，一位军队负责人走了进来，告诉他们说：“10天前，毛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把你们接到宾馆住下。主席经常打听你们，因为我工作忙，耽误了，让你们多吃了几天苦。”
这些跟随毛泽东大半辈子的将军们大多“吃软不吃硬”，一听说毛泽东还在关心着他们，顿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像孩子般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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