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提供了多少援助?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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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提供了多少援助?
2021-01-30 10:17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苏联对华的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这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大大节省了中国的研制时间。
本文节选自《中国青年报》,原题为:国防现代化买不来——新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时,已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其首要原因是社会生产水平仍停滞于落后的农耕方式而错过了工业化大潮,军事上也错过了热兵器、机械化这两个历史发展机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忙于内战,国家始终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当权者重点经营的军工产业也不过是外国的附庸,国内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工业产值竟列在世界第26位。当时国内几个兵工厂如沈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重庆兵工厂等都只能生产少量机枪、步枪等轻武器,连迫击炮都造不好,更无法生产机械化装备,弹药年生产能力也仅能达到1万吨。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德等国的年弹药生产量都在200万吨以上。当时发达国家军队已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如1950年美国军队已是人均20马力(平均3个人一辆机动车),苏军人均5马力(平均10人一辆机动车),中国军队却是人均0.2马力,550万解放军只有1万辆战争时期缴获来的汽车(平均500人一辆机动车)。
世界军事发展史证明,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军队机械化和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鉴于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中国国防事业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应急购买苏联先进装备,一方面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上世纪50年代中国重工业建设起步时,我国军工部门及时补上了机械化这一课,同时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出于作战急需,主要以半价赊购方式(只有少量属苏联无偿赠送)引进了苏联106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欠下了3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当时折合13亿美元)。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同苏联达成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引进,其中军工企业便占了44项,苏方以成本价提供陆、海、空三军配套的飞机、舰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并免费提供相应技术。中国能获得这一世界军事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并不是当时所宣传的“国际主义”而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是因中方在朝鲜战争中站到第一线流血牺牲,苏联才给予了相应的回报。
真正了解中苏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苏联领导人中,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担任了苏共第一书记时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国支持,对华援助特别是军援有了质的提升。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旧品,赫鲁晓夫上台后提供的则是现役的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新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上世纪50年代世界强国已经迈入核武器阶段,毛泽东在赫鲁晓夫1954年首次访华时又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却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于1955年决定,开始核弹、导弹的预研。1956年东欧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苏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在此形势下,赫鲁晓夫才不顾军方坚决反对,于1957年7月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帮助建立核工厂,其交换条件则是毛泽东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再援建102项重点项目。毛泽东随后访苏,在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苏联对华的“两弹”(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后因中苏之间发生政治争吵,苏联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不过中国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结果,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主动提出中国可延迟还债时,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等新装备及其生产技术资料。不过中苏关系这一度好转为时不久,便因同年11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中共反对批判斯大林并支持阿尔巴尼亚而再度闹翻。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击为由,在米格-21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停止这一援助项目,对华的军事帮助至此停止。不过中国军工业通过全面接受和掌握苏联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技术,对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年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1984年会见苏联老朋友时曾表示,对苏联给予的这些援助,“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