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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鸣 香港选举制度必须改革的三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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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鸣 香港选举制度必须改革的三个理由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屠海鸣：香港选举制度必须改革的三个理由
2021-01-14 09:06 星岛环球网 来源：大公报
最近，55名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乱港分子被警方拘捕，这些人涉嫌策划组织及参与去年7月的非法“初选”，干犯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市民拍手称快的时候，正如人们所料，这些乱港分子老调重弹，称什么拘捕行动是政府“秋后算账”、“政治打压”，是对基本法赋予立法会审核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议案权力的遏制。
这些诡辩完全是曲解基本法，偷换概念误导公众。选举规则规定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法，戴耀廷等人搞的所谓“初选”违反选举规则，另搞一套，且要求参选人必须承诺当选议员后，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以达到逼迫特首下台、瘫痪政府的目的。在香港国安法7月1日生效后，如此以身试法，与“秋后算账”“政治打压”何干？
近年来的诸多事件表明，香港的选举制度无法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已经沦为反中乱港势力的工具，只有进行改革，补上制度漏洞，才能根治“香港之乱”。
当选议员公然挑战基本法
立法会是香港政权机关之一，肩负着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宪制责任；然而 ，在香港却出现了“欲入体制反体制”“身在体制反体制”的咄咄怪事。
轰动一时“梁游违法宣誓事件”。由民选产生的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宣誓就职仪式上，竟然展示“香港不属于中国”的横幅，在宣读誓词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字眼时竟然爆粗口，引起全城、全国和全球华人愤怒；而第六届立法会有类似违法宣誓的候任议员竟然多达六人，最终被DQ。
上届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曾在立法会议事大厅上公然撕毁全国人大8．31决定文本，公然挑战全国人大权威。此人又多次“护航”梁颂恒、游蕙祯非法强闯立法会会议室，欲将没有通过宣誓的候任议员，变成正式议员。
在2019年7月1日发生的暴力袭击立法会事件中，有多名议员涉嫌事先提供大楼布局指引、为暴徒带路、指认建制派议员办公室等恶劣行为。在“修例风波”的暴乱现场，又有多名议员横在警察和蒙面人之间，掩护暴徒撤退。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已经成为香港的一种独特现象，身为政权机关公职人员，却肆无忌惮地破坏政权机关、破坏社会秩序。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持“港独”立场的人是如何被选举出来的？难道不是选举制度出错了吗？
严重逾越底线瘫痪立法会
香港的政治制度是“行政主导，三权分置，司法独立，行政长官向中央负总责”的制度，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相互制衡、相互配合，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三权之上一些特殊权力。香港特区实行的并非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如果是“三权分立”，那么，置中央的权力于何处？这从法理逻辑上讲不通的。深入细致研究基本法就会认识到，这些定位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是无可置疑、不可推翻的。
然而，某些立法会议员错误地理解基本法，搞错了议员的角色，忘记了议员必须履行的宪制责任，为达到政治目的，把阻止政府议案为第一要务。“拉布”“流会”不断，致使涉及经济民生的大批议案被搁置，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损害了市民的切实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某些立法会议员严重逾越底线。
比如，某些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展示“五项诉求，缺一不可”的标语。“五项诉求”的其中之一，是要求特首“特赦”参与暴乱的年轻人。众所周知，基本法赋予特首有“特赦”权力，但那是在法庭判决之后，普通法有“无罪假定”原则，任何人在法庭判决之前都假定无罪；既然“无罪”，何来“特赦”？这是要求特首做出违反基本法的决定，是非法诉求。这难道是立法会议员应该做的吗？
又比如，前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利用主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暂时权力，瘫痪立法会停摆长达九个月，导致涉及香港经济民生的重要议案无法得到理性讨论和解决，竟然还公开宣称，其目的就是阻止立法会审议国歌法。审议法律是立法会的宪制责任，作为议员，不仅自己不履行责任，还要故意阻止立法会履行宪制责任。这种人配当议员吗？
以上两类议员都是民选的，也都是完成法定的宣誓程序就任的，但却做出逾越法律底线的荒谬之事，说明什么？说明选举制度肯定出了问题，不能确保选出遵守法律的议员。
勾结外力破坏选举规则
更令人忧虑的是，不仅现有的选举制度存在漏洞，而且，反中乱港势力还要另外搞一套选举制度，架空现有的立法会选举制度。
戴耀廷策划实施的所谓“初选”，是其“揽炒十步曲”的一部分。尽管其辩称“初选”目的是推出最有竞争力的人选，并不影响立法会选举的整体格局，但无法自圆其说。其一 ，所谓“初选”并非在反对派内部筛选，而是发动市民投票，在选举工作还未开始时率先抢票，难道不是违反选举制度吗？其二，为参选人非法设置条件，要求其承诺一旦当选，必须两次否决政府议案，逼迫特首辞职，导致政府停摆。难道不是违反参选人意志、企图瘫痪政府的表现吗？因此，警方以涉嫌“颠覆政权罪”拘捕戴耀廷等策划组织“初选”的55人，完全有法律依据。
戴耀廷的背后是美国中情局，他长期主持的研究机构被称为“中情局分店”，长期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所谓“初选”一出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立即表示支持，情报人员也频繁与之来往。种种迹象表明，戴耀廷就是美国反中乱港的一枚“棋子”，美国透过戴耀廷等人干预香港的选举，夺取香港的管治权。
一个制度好不好？用一用就知道了。现行的立法会选举制度施行了二十多年，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是考虑改革的时候了！
作者：屠海鸣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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