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士揭秘 毛泽东与江青分居多年谈不到一起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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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揭秘:毛泽东与江青分居多年 谈不到一起
2020-12-01 09:56 星岛环球网
资料图: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1944年的毛泽东和江青。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机密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当级别的干部都是不能知道的。江青自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为真的。一些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此后,陆续有些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包括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或访谈录,披露了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真实情况。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他们婚后的前10年中,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和谐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和争吵,但比较小,化解也比较快。1949年进北京以后,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用一位卫士的话说:“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他们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疗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来源:人民网,本文摘自《“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