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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严打时期监狱爆满重拳枪毙六位红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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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严打时期监狱爆满重拳枪毙六位红二代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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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严打时期监狱爆满：重拳枪毙六位“红二代”
2020-11-27 09:58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83年“严打”自1983年起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共分三大战役，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为了达到“从快”的目标，本来应该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公然合体，我们现在在美剧中常看到警察的侦查结果被检察人员退回，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吵成一团，法官最后判公诉人败诉。在我国司法中，也一样是公安侦查、检察起诉、法院审判的程序，“严打”时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各做各的案卷，但却是共同定罪名，一次定刑，而且定出判多少年，效率高的惊人。
“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在此期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有的地方往年枪决人犯只有几人，严打时却动辄几十人，因为需要行刑人一犯一枪，一齐开枪，所以每次行刑还需要从外地借调警察。关押场所也极为紧张，公安、狱政部门进行突击性建设，另外还临时征用、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才勉强满足需要。
1983年的“严打”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 “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民女人妻的事。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一审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陈小蒙得知后说：“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 ”经胡耀邦等领导人过问后，于1986年3月对三人执行枪决，此事引起社会轰动。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不少作恶的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被认为是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
“严打”毋庸置疑是一场决策层主导的一场司法“运动”，全国各地出于政治惯性，开始层层分解严打任务，甚至精确到某单位有百分之几的人必须列为严打范围，据说有一个500多人的工厂，接到的严打指标是30人。为了完成任务，厂里甚至把在厕所写脏话的人都抓起来了。实在没得抓了，就把一个中学时偷过同学十几块钱的工人抓起来凑数，结果这人被判了两年徒刑。在严打中，公检法系统的权力过大，其专政工具的面目得到张扬，在迅速肃清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开了司法机关在运动式集中执法中重结果正义、轻程序正义，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恶例。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反思，认为对一些罪行轻的人打击过重，打击面也过宽。
如果回顾一下“严打”政策出台前后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真的很乱，恶性杀人、强奸，乃至爆炸、劫机层出不穷。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 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增加至89万多起， 大案6.7万多起；1982 年74万多起，大案6.4万多起。1983年前几个月，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当年为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中共中央开始要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下，至70年代末，共有1200万—1800万知识青年被安排下乡。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那时国家司法系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即使没当过红卫兵的人，多年耳濡目染，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
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邓小平拿出当年带兵打仗“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经验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邓小平最后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1983年8月，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犯罪是一种个人社会行为，但也是一种由社会因素造成的个人行为。今天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犯罪行为，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运动式的“严打”针对的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无法触及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所以顶多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和应急手段。惩罚犯罪往往并不是出于帮助罪犯重新做人的人道目的，而是出于社会本身的某种与人道或正义无关的需要。
社会学家们指出，揭露罪犯并让他们受到惩罚，社会功能和政治需要超过了真正消灭犯罪的目的。19世纪社会学之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如果有一个由圣人组成的社会，那一定是一个模范的完美的修道院”。他写道，“在那里可能没有纯粹的犯罪。但是，在常人看来很轻微的错误，在那里也可能（被当作是很严重的事情）。因此，如果这样的社会被赋予审判权和惩罚权，它会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并按照犯罪行为予以惩处。”运动式的“严打”会大大助长这种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恶性杀人、强奸案件不断，治安状况很差，某种程度上，或许真称得上是“乱世”。然而“乱世用重典”只是古代治理方式，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有宪法、有刑法，那就要按照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文来审理案件、制裁犯罪。所谓“依法从重”、“依法从快”，在本质上就是不守法的人治。如果守法，轻就是轻、重就是重，对案件，证据充足就判刑，证据不足就放人，如何快得起来？即使是因违反程序正义而反对“严打”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严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然而这种有违法治精神的打击犯罪，成效也是有限的。1984年全国立案数回落到51万起，此后又逐年上升，至1988年立案数量达82.7万起，1989年翻了两倍，有197.1万起，1990年221.6万起，1991年236.5万起。因此，在1996年、2001年和2010年，公安系统又组织了三次“严打”。打击犯罪任重而道远。
“严打”在道义上有正当性，开始时得到民众的拥护。但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严打”的成效愈来愈差，社会矛盾更加突显，人们才感觉到这种运动式执法似乎出了什么问题，进而研究如何调整政策。
2004年7月，《公安研究》发表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他写道：“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这种新思维由一位公安厅长说出来，表明了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声称，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于是，“中国将彻底告别‘严打’”，成为一些媒体的醒目标题。
经过由上上下下的反馈和互动，逐渐达成了某些共识。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味着从倚重“严打”转向了“宽严相济”，这是对刑事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20多年的法制建设，又走了一个“之”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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