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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邓小平秘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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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邓小平秘密转移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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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邓小平秘密转移
2020-11-28 14:47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精神，没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导读]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精神，没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1976年的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做了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邓小平及其全家陷入危难之中。
“四人帮”可能会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心。“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过“群众”抓彭真、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主席。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且要警卫局参谋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给父亲送行。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又派人来接母亲。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我们把父母亲的东西尽量多装一些，好让二老即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也不至于受冻受苦。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在东交民巷的禁锢生活
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后，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对于毛泽东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分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然而，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
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
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待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与家人团聚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情况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本文作者为邓小平的小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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