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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邓小平常看哪几类 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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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邓小平常看哪几类 内参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揭秘：邓小平常看哪几类“内参”？
2020-11-23 11:22 星岛环球网 作者：尹韵公 来源：党的文献
一
所谓“内参”，指一种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及其工作机制。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中，“内参”是独特的信息传播现象，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看到的是，“内参”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也是了解民意、了解实际的重要渠道。
“内参”的读者群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层，这决定了虽然其传播范围小，能量却很大。因此，了解中国政情和领导人的工作，不可不知道“内参”机制；了解领导人的思想关注、政治考虑和领导风范，不可不知道领导人的“内参”批示。
从已经公开发行的文集、文稿、年谱、传记、回忆录、回忆文章等作品来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内参”。他们不仅阅读“内参”，还通过批示“内参”来推动工作，以此作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有效途径。
由于“内参”常涉机密，且目前相关档案尚未完全公开，故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究竟阅读和批示了多少件“内参”，我们无从统计。据笔者对已经公开的权威资料的统计，在新时期中央领导人中，阅读“内参”种类最多的，是邓小平；阅读和批示“内参”数量最多的，也是邓小平。
仅依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邓小平阅读和批示“内参”的数量达220件左右，有一半出现在1975年至1978年这三年时间。
邓小平读过的“内参”大致有四类：
一是新闻单位常规性报送的内部刊物。如新华社每天出版的《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社的《群众来信摘编》和《情况汇编》及《情况汇编特刊》、光明日报社的《情况反映》、中国青年报社的《青年来信摘编》、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情况简报》等。
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机关创办的内部刊物。如国务院信访室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来信摘要》、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信访摘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信访简报》、财政部办公厅办公室编印的《信访摘报》、石油工业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事情况反映》、教育部办公厅编印的《人民来信来访摘报》，等等。
三是邓小平办公室收到并呈送的各界人士来信。其中既有国外人士、华裔科学家的来信，也有国内各方面人士的来信；既有献计献策的，也有反映问题的；既有要求落实政策的，也有恳请平反冤假错案的；既有老干部家属的请求，也有青年学子的陈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是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转阅。其他中央领导人有时看了刊物的相关内容，作出批语，并予转阅。在这种情况下，被转阅者也会看到“内参”的内容。邓小平这样做过，也“被”这样做过。
二
通观邓小平的“内参”批示，大体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境界高远，统揽大局，收放自如，举重若轻，展示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才能。
邓小平阅读“内参”眼光敏锐，并通过批示，或者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提出意见，或者对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作出决断。
1975年9月17日，《来信摘要》上反映：中共济南市委一位领导干部庇护其子长期逾假不归部队。邓小平看后，当日批示：“告部队立即予以除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中的引文，皆引自《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不再一一注明）1977年8月19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北京市党的十一大代表的产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邓小平阅后批示：“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此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倪志富等中央领导人。以上两个批件涉及党风、党建，尤其是后者，邓小平听到的反映“极多”，故批送其他领导人，以期引起重视。
一篇篇看似寻常的“内参”，经过中央领导人的“点化”，上升为一个个重大决策。这正是“内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对“内参”的批示就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1982年1月5日，陈云将中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李先念等，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当日看到这个批件后，加写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3月24日，邓小平阅胡乔木转来的《情况简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受厦门市委、福建省委某些负责人的阻挠，套购走私珍珠大案无法清查》，批示：“请中纪委抓紧处理，以此为例，作一大案处理。处理要坚决，所有牵涉的人，包括省委书记在内，应即停职，听候审查（审查结果，如无责任，当然复职）。”邓小平还对胡乔木等人表示：赞成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问题；四月份不干别的，专干这件事。
1986年3月3日，我国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人，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就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若干建议。邓小平于5日阅后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提议请有关领导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据此，国家科委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4月6日，邓小平阅关于座谈情况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在我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六三”计划。这个计划，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1989年1月2日，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阅读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上刊载的《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后，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个批示，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新时期我党颁布的关于政协制度的历史性文献。
1980年3月30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南京军区准备建造一座豪华的高干招待所。邓小平阅后批示：“由中央办公厅查证，并制止。”4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就南京军区建造接待用房的情况作出说明，邓小平阅后，再次批示：“可以继续建成，建成后拨作旅游事业使用。设计亦按旅游标准修改。军队内部不应该有这样豪华的招待所。”4月25日，邓小平阅一封不同意为中央军委常委更换奔驰轿车的来信，作出批示：“意见是正确的。此事如尚未执行，应该停止（即告外贸部）。”以上三个批件，足见邓小平治军甚严。
（二）关注科技和教育，为新时期科技和教育的恢复与起步付出了特别的心血。
邓小平重视科学家的意见，善于择善而从。1984年6月15日，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致信中央，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核废料运来我国，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也将是后患无穷的。此事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有关方面切不可图近利而不虑埋下的长期隐患，轻率从事。邓小平阅后批示：“此事反映十分强烈，应加慎重考虑。”事实证明，邓小平支持严济慈的意见，所作出的抉择是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重视教育家的意见，支持他们提出的正确做法。1983年5月19日，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联名来信说，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等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故建议中央选定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争取1990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邓小平阅后批示有关领导同志考虑，并明确表示：“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建议，对后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85年11月初，国家教委所属36所大学校长反映国家对教育基建投资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邓小平阅信后批示：“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这个批示，后来在社会上演变成两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大政策，有许多是从教育方面“撕开口子”的。譬如，1978年5月9日，邓小平看到《人民来信摘报》上反映北京语言学院部分留学生要求多同中国学生、中国社会接触一事，批示：“此事应予重视，由教育部调查提出方案（不是一校问题）。”10月14日，邓小平再次批示，同意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此后，外国留学生同中国学生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松动了。又如，1978年8月，《人民来信摘报》反映上海虹口区模范中学一学生要求自费去日本留学一事，方毅批示：“我看这是可以允许的。”邓小平看到此件后，批示同意方毅意见。从此，中学生自费留学的途径开通了。再如，1980年12月26日，邓小平看到美国留学生兰温蒂反映她和中国学生徐铬婚姻受阻的来信，批交教育部处理。29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允许兰温蒂与徐铬结婚。从此，中国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之间婚姻也打开了方便的大门。以上三件事，在今天是很平常的，而在当年却是大事。这些事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当年倡导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思考和实践精神。
（三）关注人才，高度重视人才使用。
邓小平对人才问题总是予以特别关注，不遗余力地解放人才，扶持人才，重用人才。
1978年7月27日，邓小平看到《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贵州丹寨汞矿一位技术员取得科研成果却受压制一事，作出批示：“请国家科委派人调查，如反映属实，应从组织上作出明确的处理，对压制者更应处理。”后经调查属实，贵州省委决定提拔这位技术员为工程师，撤销对他压制和打击的主要负责人党内外职务。
邓小平对一些人才苗子尤为关注。1978年8月10日，高考刚刚恢复不久，邓小平在《情况反映》上看到：天津南开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位对信息论有创见的人才，但因年龄超过规定，工厂不同意放行。对此，邓小平作出批示：“请教育部过问一下（选拔和培养人才极为重要）。”这位超龄青年终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邓小平对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人的意见十分重视。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致信方毅说：中方规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得到的外方资助，由使馆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开支、不足部分由国家补助、多余部分上缴的做法，使我大为吃惊，难以置信。奖学金并非薪金，给奖学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10月上旬，邓小平看到此信后，作出批示：“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11月初，邓小平批准了由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国家科委联合提出的《关于拟改变对出国人员、访问学者所得奖学金和资助费的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自此我国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的外方资助费使用额度问题出现了根本性改变，使之更有利于留学政策和人才政策的落实，受到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不但处理个案坚决，而且还善于从个案中发现普遍性问题，一抓到底，从而推进整个人才工作。1983年11月16日，邓小平看到《情况汇编》上反映：我国一公费留学生于198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回国后一直没有适当的工作，一年半后又被派回原来工作的陕西富县广播站做普通工人。邓小平得知后十分生气，随即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由于邓小平的强力支持，不但这位留法博士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且推动了全局性工作。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门在1984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在第二年的知识分子政策检查工作中，邓小平于3月5日看到《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了这样一条信息：著名科学家谈镐生自1965年回国后，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甚至受歧视，工作上受到非难，应补发的工资至今未给补发。谈镐生的遭遇对近几年回国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方毅同志：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改正。科学院是些什么人在管事，请查一下。”第二天，方毅批示有关同志：“请重视小平同志的批示，并将情况写一报告上报小平同志。”随即，谈镐生遇到的种种非难获得了圆满解决。在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
（四）尊重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
对其他中央领导人批示的“内参”，邓小平该表态的就表态，该支持的就支持，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强调的就强调，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举例为证：
其一，1978年8月2日，邓颖超看到《情况汇编》上刊登的《“八七会议”到底是在哪里召开的？》一文，批示道：“据我知道是在汉口召开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李维汉都是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向他们核实一下就明确了。”邓小平看到邓大姐的批件后，作出批示：“我只能肯定是在汉口原德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哪条街几号不记得了。可能李维汉同志回忆得起。”
其二，习仲勋写信反映大陆派往香港工作的人员中存在违法乱纪问题，邓小平于1988年7月4日阅后批示：“各方面反映，派在香港的人和机构（公司等）非常庞杂和混乱，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人不是个别的。建议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花一年时间，进行整顿，撤回一批机构。对于犯罪的人，不管其后台是谁，都要迅速、从严处理，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决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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