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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 我是怎样嫁给刘少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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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 我是怎样嫁给刘少奇的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王光美：我是怎样嫁给刘少奇的
2020-11-19 09:47 星岛环球网 来源：中国网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黄峥：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和少奇同志认识的经过吗？
王光美：实际经过也很简单。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的警卫参谋
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有一天他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少奇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我跟少奇说，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第二天，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去看望朱德总司令，康克清大姐带我们去少奇住的窑洞里坐了坐，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
1947年3月5日，担任朱老总秘书的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那里谈话。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
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的窑洞，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谈话，让我等一等。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我进了少奇的窑洞，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少奇给我讲了很多道理。
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
和少奇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没过两天，得到通知，说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少奇要我跟他走黄峥：当时延安的形势比较紧张。
王光美：我们这支由外事人员编成的一个队先到了瓦窑堡，4月到山西临县。5月，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改。没想到，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要是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也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问问。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老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进去。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黄峥：你们重新见面是在西柏坡了吧？
王光美：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土改工作，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有一次王炳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来了，在与我交谈时，他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赖祖烈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他却光说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
少奇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触动了一下。我想：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我就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说：“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不久，我就托人把表修好，请我的领导王炳南转交给了少奇。
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人，后来我还真的去了。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
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结婚时的情景吗？
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过了一段，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1948年8月21日，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来帮我搬行李。这天，外事组的同志们还做了一个大蛋糕，也一起带到了少奇那里。
正好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毛主席、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几位女同志和我到另外一间屋切蛋糕。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每人切了一份。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
（《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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