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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邓小平身后的巾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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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邓小平身后的巾帼群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邓小平身后的巾帼群（图）
2020-11-16 09:54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张锡媛
“张锡媛真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晚年在对一位女性评价时，使用了一句东方式的语言：“张锡媛真是少有的漂亮！”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所有见过她的人都称赞过她的美丽。
这位美丽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乡，曾就读于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七八岁时参加学潮并入团。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参与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据说她表现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年她19岁。
1926年，20岁的张锡媛同中山大学的女同学在莫斯科郊外照了一张集体像。像片中的她端庄秀丽、清纯坦率，短短的秀发下一双皓月般的眼睛，眸子里映照着一个鲜活而又欢快的生命。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锡媛与从法国转道苏联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相识了。当时，邓小平正为在这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同志而高兴。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时，碰出了火花。不过，他俩在莫斯科还没谈到儿女私情，共同的话语是法国的牛角面包、旅欧支部、北京的胡同和中国的工人大罢工。
1928年，24的邓小平与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合了。这种结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结合。
当时，邓小平已从苏联回国并在中央任秘书长。一天，一个新报到的秘书让他惊喜万分。这个秘书就是与他在中山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张锡媛。异国相识，在白色恐怖中于上海相遇，再加上后来工作上的相知，他们成了夫妻。
年轻革命者的婚礼非常热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馆，中央机关的30余人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上，邓小平乐呵呵地喝酒，张锡媛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同大家有说有笑……
多年之后，健在的老人都还记得那场婚礼和那个女孩儿般的新娘子：“她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白净的脸，秀气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头发，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泼，很爽快，对人很好……”
邓小平晚年在回答晚辈的好奇时，还是那句话：“那是少有的漂亮！”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俩共建了一个纯洁、美好的小家庭。当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夫妇在一个党小组，小组成员平均年龄24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成熟、坚定而又活跃的党小组。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没有人听见这小两口发生过口角，在人们的记忆里，见到的只是他俩像两只快乐的小鸟，进进出出、飞来飞去……
他俩在春天结为夫妻，很快便有了爱情的果实。但谁也没有料到，1930年1月，张锡媛在生下孩子后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怀中死去，只留下那张20岁时的照片，在所有后来人的心中，保持着那份永远的美丽。
如今，那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媛烈士墓上。她的美在新世纪的春天仍然绽放。作为一个信徒、战士和娇妻，也让邓小平在他们分别后的岁月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张锡媛很美，但她与邓小平在一起时更美。
有一个战士名叫阿金
阿金的名字叫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她与邓小平同岁。党内许多老人称阿金，大约是沿用上海人的称谓，听起来非常优美。
1931年7月，白色恐怖弥漫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中国革命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陷于低潮。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那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不久他被批准到江西中央苏区去。
邓小平到苏区，结伴而行的正是阿金。许多人在回忆中称二人“一路同行”，但从当时革命秘密工作的习惯来看，也许是一次“假伴而行”。
同邓小平革命经历有所不同，阿金在16岁那年就曾在县女子中学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教师。大革命失败前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成为舟山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阿金的美丽在春天中散发着一股剑气，风风火火，活脱灵鲜。她有当教师时练就的伶俐口齿，有做工人运动时锻炼的鼓动能力，还有叛逆世俗的革命激情，所以见到她的人常常会被她感染。她与邓小平在年龄、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走到哪里都笑脸可人。
他俩一同排除难险赶往苏区。旅途中，邓小平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阿金也介绍了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最后被同志营救，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密从事工人运动，直至担任江苏妇女运动会书记、上海纺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等传奇经历。
革命把一对青年变成斗士，斗士在相知中又唤起男女的情愫。他们在苏区结成了一对革命夫妻。
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有关这场婚礼的回忆，这反映了两个革命者的成熟和战争的匆忙。但在起初的日子，他俩像满怀深情的男女青年一样，闲暇时的谈话依然给苏区倥偬岁月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苏区，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阿金先后任于都和胜利县委书记。两人相隔很远，因此不断有鸿雁传书，遇到开会和办事时他俩聚在一起，总是在同志们的热闹中度过短暂时光。
然而，人有情但天却无情。一场“左”倾路线斗争给这对革命夫妻带来了最终分离的遗憾。
邓小平、卓琳在太行山
是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斗争时期，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受到撤职和党内处分。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没料到，这也是他感情上的又一次跌入谷底。在遭受批判后，他和阿金同志式地分手……
阿金同邓小平分离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次年又担任了中央武装动员部副部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依然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
在红军长征中，阿金被调到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同许多年弱多病的老战士一样，她走过了雪山、草地和无人区。在延安，她又回到中央组织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她入校学习，并担任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尽管她坚强地战胜了一切困难，但她的身体在战争年代受到损伤。1938年，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治病，不料却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不幸在战乱中死去，时年37岁……
邓小平得知阿金去世的消息时已另有家室，听说阿金走了，他好像没有留下什么话语。这大概就是那种无言的结局。
半个世纪的“拐杖”是卓琳
卓琳出身名门。卓琳本姓浦，云南宣威人。父亲是名实业家，曾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北伐军少将。卓琳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的革命精神，十几岁就离家追求新的生活。
大约就在邓小平与阿金结伴赶往苏区期间，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的代表团正赶往北平。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一个年约15岁的大眼睛女孩，个头不高，但结实利索，脸上两个酒窝，非常惹人喜爱。她就是代表团中的省短跑名将浦琼英，也就是后来的卓琳。
在卓琳同队友们赶往北平途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代表团只好折返。但如初生牛犊般的卓琳却只身闯到北平，她要到抗日救亡最前哨去经世面、见风雨。在北平，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进步活动。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打翻了她的书桌，她同两个姐姐来到延安，并在这里结识了邓小平。
“他从前方回来，经常到公安部里来玩，有时我们也到他们驻地去玩。他大概那个时候对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到延安的女朋友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后来，他两次主动找上门。听他讲完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多年后，卓琳平实而又深情的回忆，记述了战争岁月那段浪漫的爱情。
1939年9月的一天傍晚，延安杨家岭灯火通明。在毛泽东的窑洞前，几位中央领导人为两对新婚夫妇庆贺婚礼，其中一对就是邓小平和卓琳。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追求洋溢在他们的笑靥里，邓小平以延河水当酒，陶醉如斯。
邓小平和卓琳
据许多老人回忆，邓小平是在邓发的带领下通过“找对象”的形式，找到当时学习优秀、品貌双全、热情向上的卓琳的。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自由恋爱的过程和结果。
那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才23岁。婚礼后不久，卓琳就随邓小平赶赴抗日前线。从此，卓琳便成为邓小平的助手跟着南北征战。他们生育有两男三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邓小平都重新获得了一份真爱。卓琳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位贤妻良母。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后来进入和平年代，她同许多嫁给领导人的妻子一样，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付出了许多牺牲。“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这是邓小平对妻子的要求，同时也是卓琳一生的准则。
当年北大物理系的大眼睛姑娘，几乎让所有的子女迷上了物理学。除了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她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包括树立自信、自强、开朗、朴素的品行。
作为邓小平的夫人，她尽到了相夫教子的本分，同时付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牺牲。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有两落两起由她相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被打倒，成为“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很快，邓小平和卓琳被软禁起来。中央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卓琳的问题也并入邓案。在经过无休止的批斗之后，她被惩罚打扫卫生。
每天，院子里先是她一人操着扫把“哗哗”的扫地声，很快，就有了第二把扫把掀起的扫地声。那是她与邓小平的深情合奏。她陪邓小平受苦，而邓小平则替她分担劳动。两年中，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天热地寒，院子里两把扫把诉说着一对革命夫妻恩爱携手的患难故事。
邓小平失去工作很难过，而卓琳还要经历与孩子们分离的痛苦。邓小平抽烟，她也学着抽。一天，邓小平见她狠劲地抽烟，便说：“现在你烟瘾比我还大了，将来怎么办？”
“等哪一天他们还你清白，让我和孩子在一起了，我就戒！”
1969年底，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卓琳和邓小平的继母同他一起南行。一到目的地，她和继母就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屋子，规划养鸡种菜以改善生活，不断写信与孩子们联系。在劳动时，她还不时哼起一两句延安大生产时期的歌，给邓小平压抑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快乐。
很快，卓琳又陪伴邓小平沿着那条已成为历史印记的“小平小道”到工厂去劳动。起初，大家与邓小平不敢接触，是她用真诚在邓小平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并帮助邓小平在流放岁月找到了快乐的阳光……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一度被起用。在离开江西回京的火车上，邓小平发现她鬓角上平添了丝丝白发，不禁凝视许久。而卓琳只有一句话：“应当高兴，总算过来啦！我们胜利啦！”
同中国所有善良的女性一样，她在夫唱妇随中感受着生命的光彩。邓小平二度出山后，她又负起了助手、管家和母亲的角色。
可惜，这段时光太短暂。由于邓小平试图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展开斗争，一场暴风雨又降临到邓家。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秘密监护起来。在这血雨腥风的时刻，是她陪邓小平靠打扑克牌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建国后的邓小平两落两起，被外国评论家称为创造奇迹的政治家，而又有谁知道，与邓小平一起创造奇迹的还有她！她默默地站在邓小平的身后，为了邓小平、为了邓家，也为了国家，苦也罢甜也罢，好也罢坏也罢，升也罢降也罢，她心中只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他！
邓林
当她少女的青丝变成了白发，体育健将的身体也在折磨和劳累中染上了多种疾病。在当年的鸿鹄之志化为了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之时，1997年2月，邓小平走了，只留下孤独的她。
邓小平的遗体起灵前夕，灵堂里只有伴随他一生的老警卫员和卓琳。卓琳让老警卫员再为他站好最后一班岗时，老警卫员潸然泪下：“我何止是想站最后这一岗啊，我陪他一块去也行啊！”警卫员老泪纵横，她也泪如雨下。这话又何尝不是她要说的？！
邓小平身边织毛衣的女儿邓林
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
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邓楠是国家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却又有几分怜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的邓林，显露出女孩子的几分内秀。在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语言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小平时，她织毛衣，邓小平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词，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和见地。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幼时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年。9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将这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乡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邓林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6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邓楠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邓楠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还给临别的父亲以女儿的细心，亲手往父亲口袋里装进一副扑克牌，以伴随父亲战胜寂寞岁月。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度复出之时，邓楠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干部、党内同志，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女儿、妻子及母亲。看着邓楠的成长，父母特别高兴：“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职务的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同时又要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来群众意见。女儿每一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小平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带给孩子们的耽误，但必须要孩子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时，他高兴；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邓楠在父亲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份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萧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小平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笔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这个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小平刚去世那年，她给笔者一位同仁打电话说要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邓小平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上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同仁与笔者去和她见面时，她从口音听出笔者籍贯，说：你与我老公是同乡。分别时，她知道笔者回去的方向时，又说：你与我公公住得很近。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邓榕
她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则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笔者到香港为其《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筹备发行时，还有男士打听：邓小平小女儿婚否？而此时，笔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据医生讲，毛毛到医院看望邓小平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隔老远就能作出判断今天邓家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一齐来了，就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象，毛毛是父亲是喜欢的一个女儿。邓小平晚年外出，她总是身边最近的一个。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传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外界传说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小平有个女儿在国外，那么“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里“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在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工作之后，到了外交部，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等秘书。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她所说的“两位主席”，是指父亲曾任过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指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很诙谐。
笔者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从而知道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在“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仅在艰苦岁月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结识了贺平，一个英俊、宽厚、勤奋的男人。
说起丈夫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天，一位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两人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父亲亲自“考婿”，二人结为连理。再后来，贺平成为邓家的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
毛毛大姐始终对父亲敬佩不已。于是，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决定写书，写关于父亲的书。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再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领袖与战友，以及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很快写了出来，此书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笔者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小平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父亲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尚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同仁和笔者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如同还活着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亲，守望和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
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邓小平
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的生母
邓小平很少提到自己的亲人，包括他的母亲。
邓小平生前是一个精言慎语之人。精言，他话不多，却恰到好处，少而精，都很管用；慎语，不说私语、不说闲话、不讲不负责任的话。笔者认识他当年的两位作战处长，讲起邓小平，都是一个感受：有啥说啥，不讲废话；不想不说，不说但想。知道这一点，再读《邓小平文选》，可以理解到更深一层的含义。
邓小平生前说话不论是多是少，却很少说自己的家庭生活。毛泽东还讲述过母亲信佛，而邓小平对外似乎从没谈过母亲的点滴。据邓家老人们回忆，邓小平母亲姓淡，但查找许多材料，仍然不知她的姓名。
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望族。在淡家女儿成为邓小平母亲之前，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受教育的条件，估计淡氏家教不会差。
邓文明老爷与淡氏早年成婚，时邓老爷才15岁。
说起邓老爷，他在广安也是不凡。早先祖上曾出过翰林，但到邓老爷时，已房无几间，地无几亩，而且是三代单传。好在邓老爷省吃俭用，几个姐妹也勤奋，使邓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地主家庭。这样，淡姑娘由人做媒嫁给邓家，勉强算是门当户对。
淡氏年长邓老爷两岁，十分能干，知情懂理；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体健康，这能给邓家带来繁荣。
邓老爷在娶淡氏之前，曾娶妻张氏。张氏嫁到邓家时，邓老爷才13岁，但不到两年，张氏去世，没有儿女。淡氏婚后一年，就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为邓家生得一子，就是邓小平了。在邓小平之后，母亲又给他带来弟弟邓垦和邓蜀平。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在邓家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想象，作为邓家单传几代后的第一个儿子，邓小平是在百般呵护中度过他的幼年的。
5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去读私塾，学名邓希贤。但邓小平只读了一年私塾，就到乡上初小念书。11岁的时候，邓小平考入广安县高小，14岁时就到重庆读“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了。
在邓家，邓小平的母亲的确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她为邓家养育了几个男孩，因而受到乡人尊敬，在全村有很高的威望。
淡氏品行很好，从不埋怨什么人，也不打骂孩子，遇到什么事总是讲道理，街坊邻居发生什么纠纷，都请她断家务。过去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这位淡氏断定的家务事却经常受到大家的称道……
淡氏以贤妻良母的形象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那些年，邓小平的父亲邓老爷热心社会活动，曾在“袍哥”中当“三爷”，也就是在组织中处理日常事务，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到了民国时期，邓老爷曾担任过广安县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所以，料理邓小平生活、负责邓小平教育的主要是母亲。母亲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
据邓家后代们讲，淡氏最疼爱的是邓小平。后来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一去不复返，有时音讯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每逢春节团圆之时，饭菜端上桌时，她已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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