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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农治思想实践探索再思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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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农治思想实践探索再思考三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徐俊忠：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
——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探索再思考
徐俊忠 · 2020-11-11 · 来源：毛邓理论研究
六、毛泽东时期农治战略再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最大变化是告别了人民公社制度。因应历史的变化，也有许多反思性理论的出现。然而，随着历史间距的拉大与社会实践的演变，如何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农治战略，依然是理论工作者应该加以严肃对待的课题。
第一，对于毛泽东的农治战略，不少人都以失败加以标定，并以农民以至于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困难为基本佐证。否认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生活存在着不同程度困难的事实，是不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困难?以这种困难的事实而否定毛泽东的农治战略，更是不慎重甚至会导致其他消极后果的做法。2017年底，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那个时期的农村发展有个中肯的评价。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对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作了不懈探索，虽历经波折，但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96]从世界各国看，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必然要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和重生。我国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很多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97]“赤脚医生”被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被世界银行称为“世界反贫困视野最好的教科书”;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98]这里所列举的“成就”，其中三个方面直接就是毛泽东时期的创举或基本实现的。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几十年历史沉淀，对于问题做出的应有评价，也是对于长期以来流行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农治思想和实践思潮的一种回应。它应该成为开展更加全面科学认识的重要引导。
第二，在批评毛泽东以组织化为基础的农治思想与实践中，有一种影响极大的观点认为，农业集体化制度对于农民最大伤害在于剥夺农民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产权，进而使农民失去对于集体的“退出权利”。这种说法尽管影响巨大，但实际上是忽视中国具体情况、照搬照套源自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博弈论”的产物。这里至少存在着两大错位。
第一个错位是忽视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国家农民在人均生产要素拥有状况方面的不同。通常认为，就耕地拥有状况而言，西方国家中的北美农户属于“大农”，通常可以拥有成百上千顷耕地。欧洲农户属于“中农”，通常可以拥有上百亩。这都是中国农民难以望其项背的。据统计，1950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为3.27亩。[99]由于区域差别，各地实际情况差异较大。广东全省土改后，农村各类人员人均拥有土地状况是：贫农1.3亩，中农和富农1.4亩，地主1亩。[100]其中，潮汕地区揭阳县是：地主0.685亩，半地主式富农1.29亩，富农1.05亩，小地主出租者1.076亩，中农0.993亩，贫农0.766亩。[101]时下，中国农村承包土地的农户数大约2.12亿，承包耕地大约13亿亩。大约户均6.13亩。中国农民与欧美国家农民对于耕地拥有情况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博弈论”运用场域有效性的巨大差异。在欧美，农户由于拥有大量耕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接轨于市场的现代农业发展单元。这种基础上的合作，是寻求更大增值可能的一种措施。一旦感到既有利益受损，即使退出合作，它依然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内生力的独立发展主体。中国农户与此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囿于农田水利设施的严重缺乏和其他农业生产条件的半原始性，仅拥有狭小耕地的农户，即使正常年景，谋生都十分不容易，一遇灾荒，境遇就愈加恶劣。因此，持续这种状况，农民的日子只能是“苦熬”。改变这种状况，唯有通过体制转轨，创造出能够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激发出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可能性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通过合作化而达到集体化，就是探索新的体制机制的一种伟大实践。它使得对农地实施整理，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布局农田水利设施，集约性使用农地等，以及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实行分工分业发展，促进农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产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这一实践是农村在既定条件下，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激发财富源泉，以改变农民贫困生活状况的积极举措。忽视中国农民由于人地矛盾的极端紧张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落后状况而导致个体生存能力的脆弱状况，片面主张“退出权利”，抽象看似乎顺理成章，实际上则是脱离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抽象理论。因为即使设计出“退出”机制，对于绝大多数生产要素拥有状况差，因而自身内生发展能力欠缺的广大农民而言，无异于把他们抛置于基本看不到希望的荒野上。当下，由于体制的变化，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早已成为历史，农户根本无需通过“退出机制”就是天然的“自由人”，而且整个农业生产条件，如农田水利设施，借助当年集体组织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善，重要的农资供给，如种业、肥料、农药、薄膜等，也都由于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今非昔比，但毕竟户均仅有6亩多一点的碎片化土地，单家独户的农民仍然既无法有效地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无法有效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时下农民流入城市成为边缘人群，农村中大量地存在着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许多农村凋敝、破败等都说明，把所谓农民对于集体的“退出权利”，作为农民利益救济的方式，根本就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帮助农民的方式，甚至直接就是一种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抽象说法。
第二个错位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纠错和救济方面的不同逻辑。以“退出权利”作为纠错和救济的方式，是合乎自由主义逻辑的救济方式。一般而言，这种设计以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的合作、合伙制为模本。把这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合伙制的救济逻辑，搬用于以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合作制，本身就是一种僭越，实质上就是以瓦解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方式，去解决这种所有制可能存在的弊端。这无异于以杀死病人的方式去使病人的疾病永不发生。因此，它不是纠错，更不是修护，而是直接瓦解，是一种以纠错和救济为名的瓦解。
农村中以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诞生固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直接相关，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国情，历经比较、探索的产物。它为农民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空间。但它毕竟是一个崭新的东西，需要实践中的人们去不断熟悉、适应和调适，更需要实践中的人们去探索、试错，使之不断完善。希望它一经产生，就毫无弊病，完美无瑕，既是幻想，也是苛求。不断检讨它的问题、弊病，及时纠正它的过失，应该是确保它健康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但无论如何，检讨和纠正，是修护而不是瓦解。修护一定包含着检讨、纠错和救济，但它直接目的是通过这些行为，不断消除问题，创造新质，促进被修护对象的健康和完善，因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行为。
同时，修护的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尽管很有必要以尽可能开放态度去接纳一切有用的方式和手段，例如像毛泽东那样，在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受动摇的前提下，可以接受任何有利于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措施和做法，也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反映经济进步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积极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但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决定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方式与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经济生活以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地位得到充分的发育与体现，也使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过程中的问题、弊病的修护，成为一种消除对于社会主义的腐蚀，促进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例如，合作过程最可能产生的是各种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基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解决方式，既可以通过落实“向下赋权”的体制改革，也可以通过不断改进吸纳全体社员参与管理的机制，不断完善“集体领导”机制等方式，更可以借助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机制的倡导和实施。当然，这些方式的实施，也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甚至探索的初始阶段还会出现各种简单化或者粗陋的现象。但不论如何，随着探索的深入和方案的成熟，实施的有效性不断提高，它不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使得社会主义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又如关于分配问题。合作过程，通常认为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事实上，“搭便车”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完全杜绝，这属于任何公共生活中都可能出现的普遍性现象。问题在于：第一，农村合作的生产方式产生的效益溢出是否大于单家独户生产方式产生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溢出是否大于“搭便车”所产生的耗费?第二，“搭便车”现象属于普遍性的管理问题，是否就是无法治理的问题?可以说，这两个问题，在许多至今仍然坚持集体组织经济活动的案例中，例如在东北的兴十四村、山东的代村、河南的刘庄等，都能够很好地加以解决。它们坚持集体生产，不仅有效地避免了生产要素碎片化带来的低效率，而且都能通过集约性的使用生产要素，形成了“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单家独户的小农户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而且在各种责任制的规制和集体主义互助精神的倡导下，所谓“搭便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杜绝了。通过集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集体主义互助精神的培育，这些农村不仅呈现出物质生活上的富裕，也展现出积极向上和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对于管理问题的解决，都不会把它建立在人性不堪的假设上，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善良文化。以这种文化和带有规约性质的制度的结合，就能够形成一种复合、有效的纠正“搭便车”现象的机制和方法，并形成一种引导社会持续向上的管理文化。这也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学者为什么会借鉴和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思想的奥秘所在。
否定对待毛泽东时期新中国农治思想与实践的错误思潮，并没有否定毛泽东时期新中国农治实践存在着困境。问题在于这种困境及其真实原因在哪里?
深入那段农村历史的现场可以看到，农村的实际发展，在许多方面与毛泽东所构想的不仅差别甚大，而且相去甚远。或者说，毛泽东的构想，在许多方面并不是农村的实际存在，甚至有的还没有进入农村实践的蓝图。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是构想中的农村多业态发展与实际上的业态单一化。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中国农村之所以必须走组织化的发展道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决定了土地必须被充分利用，以使其有尽可能多的产出。因此，不仅土地撂荒不被允许，还必须实行精耕细作。同时，农民无法依靠耕种土地而解决生计问题。这是因为，人均不多的土地，即使实行精耕细作，单纯依靠农业，也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出路。与农村相对应的城市，也由于百业待兴而无法大量吸纳农村中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在农村，这就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统筹生产要素，实行分工分业，既搞好精耕细作，也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实现多业态发展。组织化是统筹利用生产要素的前提，多业态发展是在组织化战略下，统筹利用生产要素的重要内容。因此，毛泽东从农村的组织化开始以来，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各种副业，直至以草根工业为起步的农村工业的发展。他对于农村人民公社之所以兴奋不已，就在于它可以搞“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并把农村社队企业看作人民公社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但是，实际上，人民公社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整顿后，社队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中央正式发文的严格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发展只能回归于传统的农耕。这实际上使农村人民公社背离了组织人民公社的初衷，因而劳动力无法充分利用，多业态发展格局无法形成，农民及其组织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也不可能实现。与此相关，人浮于事，窝工现象，工分值不高，农民生活困难等，也就在所难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不允许人民公社办企业，就是造成新中国组织化农治战略遭遇困境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
二是构想中的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与实际上的“去商业化”。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毛泽东从来都是不含糊的。他鼓励人民公社“要尽可能多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102]问题在于这一主张与国家这一时期所实行的高度刚性的“统购统销”政策并不完全一致。“统购统销”政策内含“三定”，即定品种，定数量，定价格。由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不仅国家下达的“统购”产品数量巨大，品种也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单位一方面要接受国家繁重的指令性生产计划而缺少种植主要用于市场交易的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国家“统购统销”范围的扩大，也在不断压缩市场交易的空间。尤其在中央发文禁止人民公社开办企业后，也禁止企业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构想也就失去了基本条件而难以落地。组织起来的农民，也就只能成为落实国家“统购”任务的生产单位，而不可能成为面向市场的独立经济主体。当然，成为完成国家“统购”任务的生产单位，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但由于国家对于统购农产品定价过低，收入总是尴尬的。可以说，这是造成农村组织化农治战略遭遇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组织化的农治战略的困境，并非来自于组织化本身，而是来自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约束。相反地，一旦这种约束有所松动，或者被取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显示出它应有的优势与活力。这方面的例证，既可以从改革开放前河南省巩县回郭镇人民公社的实践得到说明，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后河南新乡的刘庄、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家庄等典型单位的发展得到证明。因此，当人们以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普遍困难而非议新中国组织化农治战略的有效性时，真正应该受到非议的是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限制农村多业态发展，以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去商业化”等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出台，也许具有某种历史的必要性，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与当时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构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
在历经40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村发展，既有着较为完善的市场环境，也有着习近平关于“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念的积极倡导和政策支持，为什么广大农民还不能有效地融入现代产业链条和现代市场体系?最主要原因应该在于生产要素极度细碎的小农缺乏组织化这一必要条件上。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农治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组织化和市场化（包括面向市场的多业态发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所说的：“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103]应该是一个饱含着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的重要认识，并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农治发展的基本道路。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931页。
[2]同上，第893-894页。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462页。
[4]同上，第463页。
[5]同上，第464页。
[6]同上，第465页。
[7]同上，第46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95页。
[9]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46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07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03-1431页。
[12]同上，第1432-1433页。
[13]同上，第1477页。
[14]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97页。
[15]同上，第194页。
[16]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第429页。
[17]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06页。
[18]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548页。
[1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73页。
[20]同上，第173-186页。
[21]同上，第165页。
[2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1007页。
[23]同上，第1006页。
[24]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756页。
[25]同上，第578页。
[27]同上，第674-675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0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658页。
[29]同上，第645、646页。
[30]同上，第646页。
[31]同上，第647页。
[32]同上，第647-648页。
[33]同上，第648页。
[34]同上，第648-649页。
[35]同上，第649页。
[36]同上，第649-650页。
[37]同上，第651页。
[38]同上，第656页。
[3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611页。
[40]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94页。
[4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批注与谈话(上)[M].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第736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1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209页。
[43]同上，第223页。
[44]同上，第223-224页。
[45]同上，第224页。
[46]同上，第224页。
[47]同上，第225页。
[48]同上，第225-226页。
[49]毛泽东思想万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144页。
[5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批注与谈话(上)[M].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第322页。
[51]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下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740页。
[52]同上，第740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1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46页。
[54]同上，第447页。
[55]同上，第449页。
[5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批注与谈话(上)[M].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第38页。
[57]同上，第45-46页。
[58]同上，第197页。
[59]同上，第739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1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49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385页。
[62]同上，第464页。
[63]同上，第622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4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70页。
[66]同上，第470-471页。
[67]同上，第471页。
[68]毛泽东思想万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201页。
[69]伟大的光明 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N]. 人民日报，1975-10-11
[70]同上。
[71]同上。
[7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921页。
[73]同上，第927页。
[74]同上，第939页。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621-622页。
[7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94页。
[77]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105页。
[78]同上，第105-106页。
[79]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02页。
[80]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67页。
[8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933页。
[82]第374页。(22)
[8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790页。
[8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22页。
[8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66页。
[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7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81-82页。
[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0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636页。
[88]同上，第633页。
[89]同上，第649页。
[90]同上，第650-651页。
[91]同上，第651页。
[92]同上，第652页。
[93]同上，第652页。
[94]同上，第651页。
[95]同上，第654页。
[96]参见：吴红耀：《加强党对乡村振兴的集中统一领导》，《求是》2018年第14期。
[97]参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7年12月31日。
[98]参见：刘延东：《深化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 奋力开创健康中国建设新局面》，《求是》2017年第16期;《这一仗，我们必须赢》，《人民日报》，2018年3月7日;《粮食生产不能松劲》，《人民日报》，2019年2月21日。
[9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410页。
[100]同上，第408页。
[101]同上，第405页。
[10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批注与谈话(上)[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第39页。
[103]习近平 .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04页。
原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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