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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和越战各方能力意图看毛主席的战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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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和越战各方能力意图看毛主席的战略远见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各方的能力和意图看毛泽东主席的战略远见
峻声 · 2020-10-20 · 来源：淮左徐郎公众号
历史告诉后人，能够基于对手的能力做出正确判断并未雨绸缪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基于对手的意图来判断决策的都不过是机会主义赌徒。
判断交战对手的动向历来是军事决策的主要内容。孙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孙子在这句话里提出了两个概念：能，即能力。示，则是展示，就是展示意图。孙子的意思是，如果你有能力做的，就要装作不想做、不能做，就是把真实意图藏起来。而意图本身不但可以隐藏、伪装，甚至还可能随时变化，所以对意图的判断等同推测，犹如赌博。错误判断对手意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急功近利，把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设想，从而把事物的复杂性简单化。而避免错误判断的根本之道在于考虑对手的实际能力，因为相对于隐秘且随时可变的意图，能力则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难以突变。基于对手的能力需要做更多的、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也就是建设自己的能力，这就提高了应对的成本。其收益则是降低出现意外局面的可能性，尤其是灾难性的局面。
我们来看看朝鲜战争中各方的能力和意图是怎样影响战争进程的。
首先，金日成从有利于自己统一朝鲜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不会干涉，或者来不及干涉。
这是对美国的能力和意图的重大误判。斯大林最初忌惮美国的干涉，所以不同意金日成开战。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美国外交政策讲话，没有把台湾和南朝鲜列在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之内，斯大林转而认为美国不会干涉朝鲜内战，于是同意金日成开战。斯大林对美国的能力有正确的判断，但是出于利己的动机，对美国的意图产生了误判。但是毛主席并不相信美国的这一政策阐述，始终反对金日成开战。毛主席的判断基于的主要是美国的能力，而不是公开的意图展示。
朝鲜战争一开局，北朝鲜长驱直入，击溃了南朝鲜的防御。在战局呈一边倒的形势下，毛主席先期在中朝边境布置预备队，以备需要时入朝参战。历史证明，这一步骤是扭转朝鲜战局的关键之举。彭德怀后来总结抗美援朝，说若不是先期布置的这支部队，朝鲜战争就无可挽救，因为等美军打到中朝边境，中国连阻击的部队都没有。即便如此，后勤还是没跟上。部分先期入朝的部队没有穿上能够抵御朝鲜严寒的冬装。
这里斯大林对美国的意图犯了一次重大的判断失误。美国曾经公开表示不考虑协助南韩和台湾的防务，但是5个月之后美国的意图改变了。美国改变意图的原因和过程将另文探讨。显然，以为美国的意图不会改变是幼稚和愚蠢的。毛主席则没有犯以揣测美国的意图作为主要决策依据的错误。
当年7月，美军登陆南朝鲜。8月，北朝鲜军队与美军在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陷入胶着状态。此时，北朝鲜军队后勤供应线拉长，朝鲜半岛东西两边的沿海成了北朝鲜军队暴露的侧翼。毛主席向金日成建议，中国军队此时入朝，为朝鲜守卫东西海岸。毛主席的建议被斯大林拒绝。斯大林想让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不让中国染指。结果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一举切断北朝鲜军队的后勤供应线，导致北朝鲜全军覆没。
在这里还需要说一下美军仁川登陆的意图。美国上至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至前线的将领，都对仁川登陆持怀疑或者反对的态度。只是在麦克阿瑟一人的坚持下，参谋长联席会议才勉强批准。所以这一意图具有非常大的突发性和偶然性，是难以预先准确判断的。但是，毛主席据以判断的基础是美军具有发动大型登陆战的能力，并在诺曼底成功实施过这一能力。而仁川是一个从背后包抄北朝鲜军队的理想切入点。历史证明毛主席的准确判断。
其实仁川的地势易守难攻。美国的大型登陆舰只有在涨潮时的两至三个小时内才能靠近沙滩。所以防守部队最多只需守住三个小时，登陆进攻的美军就必须撤走。而防守仁川的北朝鲜军队只有数百人。7万登陆的美军如入无人之境，朝鲜战争的结局被麦克阿瑟不同于同僚的一人意图而改变。
本来杜鲁门接到中国的警告，对美军是否要过三八线非常谨慎，为此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即：只有在确认三八线以北没有苏联或者中国的军队之后才能进入北朝鲜 [1]。这显示出杜鲁门并没有与中苏军队在北朝鲜交战的意图。麦克阿瑟挟仁川之胜，对中国的参战能力和意图做出了错误判断，认为中国军队既不敢、也错过了出兵的时机，在威克岛说服杜鲁门允许他越过三八线，导致美军与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开战。在此，杜鲁门的意图从避免与中苏军队交战的谨慎变成了抓住北朝鲜溃退的机会一举征服北朝鲜的冒险。注意，加上这次，朝鲜战争之前以及开战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杜鲁门的意图，也就是美国的意图至少改变了两次。简而言之，美国意图的改变缘于国内政治气候的改变，缘于军事将领的冒险个性，源于战局的变化，连美国领导人自己都难以预料，何况他人？
再对杜鲁门起初的谨慎与麦克阿瑟的冒险稍加分析。
杜鲁门的谨慎是基于大国和同盟威慑的常规思维。既然美国能够为南朝鲜出兵，那么苏联和中国也能为北朝鲜出兵。但是当向美国发出警告的是中国的时候，麦克阿瑟却不以为然，因为自从被纳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的虚弱表现导致中国并不具有可信的大国威慑信用。正是这一大国威慑信用的缺失，导致杜鲁门在麦克阿瑟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意图。而麦克阿瑟对蒋介石的公开支持显示出他具有改变中国内战结局的意图。如果中国的大国威慑信用继续缺失，则不能排除杜鲁门继续受麦克阿瑟意图的影响，也支持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但是，仅靠蒋介石的军队根本不足以反攻大陆，所以这一支持必然导致美军入侵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建起了中国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一直缺失的大国威慑信用，致使美国此后实质上放弃了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策选项。
以结束越南战争为竞选口号并赢得大选的尼克松总统，也在上任后多次改变战争意图。他曾公开承诺不会扩大越战，但是为了压北越谈判，他违背诺言，轰炸老挝和柬埔寨，把越战的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
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尤其是抗美战争之严酷惨烈，史上罕见，对中国援助的依赖之深，达到了须臾不离的程度。可以说，没有中国的鼎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一天也支撑不了。
中国虽然在朝鲜战争中建立了大国威慑信用，但由于中国工业技术的落后，这一威慑信用局限于陆战。空战和海战的威慑信用仍然缺失。中美对峙的20多年间，美国具有全面轰炸中国的能力，而中国却连一枚炸弹都送不到美国本土。建国之初，中国依赖苏联名义上的战略报复能力。中苏关系破裂后，失去苏联支持的中国连名义上对美国的报复能力也不再具备。但是，美国仅靠轰炸不能使中国屈服，所以轰炸中国对美国而言并无可以即时兑现的战略利益，美国因此一直没有对中国实施全方位轰炸。越南战争则对美国轰炸中国提供了现实的诱因。美国不需要中国屈服，但是，如果轰炸能够暂时瘫痪中国的战争能力，使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短暂中断——从数月到一年——就能完全改变越南战争的总体态势。譬如，如果能够阻断中国出动地面部队，美国就可以入侵并占领北越，从根本上除掉对南越的攻击骚扰，直至彻底击溃北越而帮助南越实现越南的统一。其时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本土实施轰炸的报复能力，更没有战争升级为核战的战略报复能力，使得美国的对华轰炸几乎没有遭受报复的成本。如果能够打赢越南战争，收获的战略利益之大，是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不愿坐失、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会因为战争的胜利而自动偃旗息鼓，美国的好战气势则会因此大涨，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中美和解将会变得遥遥无期。美国的越战意图最终没有朝这一方向改变，是因为毛主席在美国升级越战之初的1964年，就已经针对美国的对华战争能力，先手推动实施了三线建设，在美国全面轰炸下保存战争能力的战略工程建设。这一工程说要保存的正是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陆战威慑信用。三线建设工程规模浩大，自然逃不过美国的战略侦测。尽管代价高昂，三线建设确保了在美国可能实施的轰炸下，中国能够保存基本的战争能力，继续对越南提供战争援助，必要时向越南派遣陆军，这就排除了美国实施对华轰炸改变越南战争结局的可能性，从而清除了美国滋生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大轰炸意图的前提条件，给越南战争的结局上了最后一道保险。而越南战争不可逆转的结局也使得对华和解成为尼克松外交政策的最优之选。
朝鲜战争由于苏联空军不敢前出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提供掩护，导致最终在三八线停战。美国战后的解密资料显示，一旦苏联空军前出朝鲜战场，美军将立即撤离朝鲜，专守日本。而由毛主席对越南战争的精心规划与部署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越南战争大获全胜。
再看一个例子。二战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战争意图的错误判断导致英军在开战之初被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险些断送英伦三岛。
历史告诉后人，能够基于对手的能力做出正确判断并未雨绸缪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基于对手的意图来判断决策的都不过是机会主义赌徒。
参考书目：
[1] The Korean War, Matthew B. Ridgway, Da Capo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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