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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遇江青前夫时的反应握手说 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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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遇江青前夫时的反应握手说 和为贵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泽东遇江青前夫时的反应：握手说“和为贵”
2020-10-28 09:48 星岛环球网 来源：新华网
核心提示：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已广为人知，而对唐纳在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却并不多。
困顿时江青接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处绝望之中的蓝苹决定离开上海，奔赴陕北。
进入延安时，蓝苹即把名字改为江青。她是个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曾向别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她的每一次爱情，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当她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闹误会，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趁虚而入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和毛泽东相恋，并于1938年11月结婚。
在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1937年12月，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的人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由于唐纳在影剧界干过多年，人头熟，又有组织才能，因而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大公剧团”迅速得以成立。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虽和陈璐结合，但对蓝苹却仍然念念不忘。他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了一个盐商。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正处于潦倒穷困之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贫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3次发电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他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拒见江青却晤毛泽东
不允许江青公开露面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当年7月初，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6位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其中的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想见见江青的要求，当即被毛泽东婉拒。左舜生对此颇感“遗憾”，他在从延安归来所写的《记民主政团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7月5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来送我们，两只活泼美秀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个七八岁的女儿”，确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其实当时只有5岁。毛泽东带着女儿为客人送行而不让江青公开露面，大概是不愿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的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的赞语后，更是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却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们的照相机镜头前展现风姿。
江青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但她毕竟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难以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她竟然悄悄地背着毛泽东，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
不过，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惟一的一次短短的会面，对于当时的情景，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何以有我？虽可能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对于当事人唐纳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见毛泽东，是因为“抱一种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请帖，名正言顺。而毛泽东短短一句话，则不仅使他略显慌乱和尴尬，也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难琢磨的“好奇”。
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可谓将家事、国事一语双关，既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终有归宿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编、友人徐铸成的邀请下，他辞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工作，转而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响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跟踪而去。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唐纳和陈润琼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其含义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国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纳，不仅对所恋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对生养自己的祖国同样是赤子情深。他后来之所以会离开上海远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对陈润琼女士的爱恋之情有关，另一方面还有一层难言的隐衷。
这层隐衷，在唐纳于1949年2月初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仁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
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封和着泪水写成的信，倾吐的无疑是唐纳的肺腑之言。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荣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宝座之后，唐纳的知交好友郑君里、赵丹等人纷纷受到无情迫害。而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直到“文革”结束后，唐纳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国大陆，几度重游上海，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秘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仅限于走访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缘于唐纳和蓝苹曾经有过的那段关系，身居巴黎的唐纳经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访。就连一位曾被江青视为她自己的“斯诺”、在江青授意下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的消息后，也难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专门两次前去登门拜访，并提出愿以20万至30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但维特克的这一要求，被唐纳坚决拒绝了。
曾有海外报纸刊登消息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开设的饭店二楼举办过江青照片展览。唐纳对此断然否认。他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8年06期，作者：高峰，原题：著名文人唐纳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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