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不可知论 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赵磊等:“不可知论”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不确定性原理”何以被误导(之五)
赵晓磊 赵磊 · 2020-10-27 · 来源:乌有之乡
“不可知论”要表达的是:“一切都不可知”。然而,在“不可知论”的逻辑中,“可知”却成了“不可知”的前提。这样的逻辑,难道不荒谬么?
作者按:本系列博文来源于赵晓磊、赵磊《“不确定性原理”何以被误导?》发表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此处转发时,加了三级标题,补充了文字说明,并略去了引文出处和注释。如需确认,烦请核对原文。
(一)张江如是说
“不确定性原理”的真义,并不是说量子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可知”的。
所谓“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指“人们不能同时精确测量到量子的位置和动量”。
而“不可知论”的含义,则是指“世界的本质决定了人们不可能认识世界”。
显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正如张江教授所言:
——“(不确定性原理)其要害是,在一个确定时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变量的精确描述,而不能‘同时’得到另一个变量的精准表达。仅此而已。”
——“不确定关系只在不能同时的意义上是有效的,离开这个限定无限推广是无效的。”
对于把“不确定性原理”引申为“不可知”的做法,张江教授明确地指出:
“对不确定原理的如此阐释与发挥,以及它对量子力学的歪曲,是哲学史上一直存在但从未占据主导地位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不确定原理和量子力学以及人类理性追索的误解和歪曲。”
张江教授把由此产生的“不可知论”定位为对“不确定性原理”的歪曲,我们以为是中肯和恰当的。
(二)张华夏如是说
在社会科学界,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学者有一个所谓的科学依据,即客观世界“不可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而是在于客观对象本质上就是“测不准”的,或本质上是“不可知”的。
如此一来,“不可知论”就为否定因果关系进而否定历史必然性,找到了一个可以为人类认识能力免责的理由。
比如对于“不确定性”的原因,张华夏教授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知识和测量手段的局限,而是因为微观客体根本不存在确定的初始条件”。
究竟应该怎样解读“不确定性原理”,可以讨论。然而在我们看来,张华夏所谓“这不是因为我们知识和测量手段的局限”,未免过于绝对了。
我们注意到,张华夏一边断言:“这不是因为我们知识和测量手段的局限”;一边又坚称:“事实上,这些反映了人们的一种信念的哲学命题是不可证实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将如何”。
既然张华夏“不知道明天的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将如何”,又何以能如此自信地宣称:“这不是因为我们知识和测量手段的局限”呢?
(三)胡塞尔如是说
这里顺便讨论一个逻辑问题。
按照某些人把“不确定性原理”解读为“不可知论”的逻辑,既然“一切都不可知”,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一切都不可知”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呢?
其实,“一切都不可知”仍然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确认自我“知道”的信仰,即对于“一切都不可知”这一命题的信仰或“知道”。
这样的“知道”显然与“一切不可知”的命题是不能相容的。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尼尔斯·波尔在谈及量子力学时,曾提到“没有定律的定律”。意思是说,量子理论会得到这样一条定律:不存在经典物理学中的所谓“定律”。
问题的悖谬在于,玻尔的这个“没有定律的定律”,难道不正是一个“定律”吗?
正如胡塞尔在谈到真理时强调,否定真理是荒谬悖理的,因为这样的否定无异于说:“存在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不存在真理”。
胡塞尔的意思是说,当你否定真理存在的时候,你正试图说出另一个真理。
换言之,当你说“不存在真理”时,其实是以“存在真理”这个前提为依据的;当你宣称“一切都不可知”时,其实是以“我的宣称是可知的”这个前提为依据的。
“不可知论”要表达的是:“一切都不可知”。
然而,在“不可知论”的逻辑中,“可知”却成了“不可知”的前提。
这样的逻辑,难道不荒谬么?
(未完待续)
(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