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普评制点评王洪文 接班 告吹
||
普评制点评王洪文 接班 告吹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王洪文“接班”告吹
2020-10-23 09:53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给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是历届人大会议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1月9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拒绝。
王洪文忍气吞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达21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里呱啦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转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像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1975年2月20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江青同志：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
2.20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114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1975年5月3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说起不久前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认为文章中的反经验主义的提法不妥。毛泽东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
接着，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1975年5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日）两次大会（指1974年1月24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张春桥思想”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114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
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1975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5年春，在公开报刊上已经多年未发表署名文章的张春桥、姚文元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1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姚的文章，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就是说，毛泽东出了题目，要张春桥、姚文元做文章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先是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经毛泽东圈阅，于1975年2月18日发出。这一通知，向全党公布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既然毛泽东指示“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张春桥、姚文元就组织班子，编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阅。
说实在的，自从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论天才的几段语录》遭到毛泽东痛斥之后，谁都不敢编什么语录了。这一回，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张春桥、姚文元编语录，他们这才编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经毛泽东同意，在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发表。
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毛泽东的授命，使张、姚得以重操旧业，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作了解释。
张春桥非常露骨地向周恩来发起挑战，针对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道：“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对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在讲话中，强调了“反对经验主义”。张春桥引用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毛泽东那次讲话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把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搬来，应用在当前，作为反对经验主义的理论依据：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
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
主席写于1958年8月15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第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在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
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
下面一段话很重要。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
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
张春桥还说：
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而身为中国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此前在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导演着幕前的一切舆论风浪：
1972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8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1973年8月10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1973年12月28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1974年2月28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1975年1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1975年2月28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间，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三年多，“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于1973年搬进这个大院。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
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锯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上，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汀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200元，一个冬天要花2.8万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于北京八中全校2000多名师生花的取暖费的4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姚文元文章的“主题”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除了逐段解释毛泽东的一系列关于“工资制度不平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最新指示”之外，主要便是重弹他1958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旗帜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指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像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在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值得在这里提一笔的是，在陈伯达晚年，笔者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他。陈伯达曾这么谈及张春桥和张春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陈伯达说道：
至于张春桥“能写几篇文章”这事，我不知道他写过一些什么。我看的东西之少，这也是一证。据我所知，林彪在九大念的“政治报告”，是他写作有份的。我被“四人帮”押在监狱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横贯第一版的大篇文章，题目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没有细读，似乎其中点了刘少奇同志和我的名字。这是我知道张春桥“能写文章”的唯一的、独立署名的一篇。当然，文章不在多少，有“好”的一篇，也就可独树一帜，独立千古。唐朝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不是到现在还可吸引人一看吗？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
陈伯达虽然与张春桥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是陈伯达对张春桥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真妙，这家创办于1973年9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旦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已作出的理论上的“重大发现”。
1975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15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价”。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从不收购“牛皮”。虽然汆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分。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笞，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分挤得一干二净。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