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毛主席震怒大案18年后亲自下令必须破案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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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让毛主席震怒的离奇大案,18年后他亲自下令:必须破案
这才是战争 原创 · 10-19 20:49 · 历史领域优质创作者
1949年11月的北京,秋意正浓,中南海里碧波荡漾,橙黄橘绿,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可此时此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却根本无心欣赏这迷人的秋色,他眉头微蹙,步履匆匆地穿过一道走廊走向一间古朴敦厚的四合院,他一边快步疾行,却掩饰不住心中的忐忑: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宵衣旰食的毛主席就通知自己有一件疑案要当面交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案子令主席如此重视、如此急迫呢?
工作人员领着罗瑞卿来到这间毛主席入住才刚满5个月,挂着一副写着“ 菊香书屋”四个大字匾额的四合院会客厅门口,小声交待了一句就下去了。
罗瑞卿整理了一下着装,仰首挺胸,“啪嗒”一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口中响亮地喊道:“报告主席,罗瑞卿报到!”
“哦,是罗长子来了,快进来吧。”一声浓厚的湘潭口音传了出来。
罗瑞卿跨进客厅,一眼就看见主席坐在办公桌前认真阅读着一份文件,手中的烟卷散发出的轻烟袅袅不绝。
“罗长子,坐。”毛主席冲他招了招手。
“是。”罗瑞卿在靠墙的一个绿绒面沙发上坐下。
毛主席放下文件,缓缓站了起来,双手背在身后,若有所思地在客厅里来回缓缓踱起步来。
罗瑞卿不敢打扰主席的思绪,安静地坐着等待。
“瑞卿同志,这次让你来,是要你帮我解开一个大大的心结哦。”毛主席终于停住了脚步,面对罗瑞卿,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公安部部长,面色突然变得有些严肃。
“主席,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罗瑞卿连忙起身立正,高声说道。
“好,你一定要给我尽快破案喽!”毛主席点了点头,面色凝重地将手中的烟头狠狠地拧在烟灰缸里。
这件萦绕在他心中18年始终挥散不去的陈年悬案,就此重新浮现在了世人面前......
原来,1931年,上海松江发生了的一起震惊党中央的红色离奇大案,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主席一直耿耿于怀。
究竟此案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931年初冬,那时候,是上海临时党中央最为困难的一年,由于“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叛变,导致许多从事地下工作的我党同志纷纷暴露被捕,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上海的革命活动面临空前困境。于是上海临时党中央向中央苏区紧急求援,请求拨付经费营救被捕同志和处理其他善后事宜。
面对临时党中央的困境,时任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主席自然心急如焚,连忙命令中央红军将在战斗中缴获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金饰熔铸成12根金条,每根10两,总共120两黄金,这么多黄金就算是放到现在都是一笔巨款,应该足够救急的了。
但是,从中央苏区瑞金到上海,千里迢迢,中间还要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和盘查,世事艰险,人心叵测,如何才能保证将这笔巨款安全地护送到临时党中央手里呢?为此,中央苏区的同志想出了奇招。
他们将整个行程分为7站,分别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到达上海。
林伯渠同志制作了一个难以伪造的老棋子,又用毛笔在棋子上写了一个“快”字,棋子被切成七块,由7名负责押运的交通员各持一块。每个交通员的上级都会交给他一把锁和一枚钥匙,两者并不匹配。在交接的时候,只有下线手中的钥匙才能开上线手中的这把锁,并且两个人手里的棋子要能对在一起才可交接,上线的交通员还要将自己的棋子交给地下组织送还苏区,证明自己任务已经完成。
金条被严严实实地锁在一个铜箱里,7名交通员也不知道其中是什么东西。
这样一来,只要再次凑成一个完整棋子,就意味着这次任务圆满完成。
如此设计,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来看看这种并不复杂的设计究竟精妙在何处?
首先,大幅度降低了行程风险。将整个行程分为7段,看似复杂了许多,其实,由于路途遥远,如果只有1名交通员护送的话,1人不可能对全程路段沿途的地域、社情、敌情、交通、方言等情况都很了解,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样行动无疑让整段行程风险很大。若是分由7名熟悉本段地域环境的交通员护送的话,无疑能大大降低各种意外风险的发生几率。
但化一为七,也有不利的因素,就是加大了交接风险。因此,为了应对这种风险,在交接环节设计了3重保险。第一重,接头暗语,这是地下交通员接头的惯例,算是最基本的保险。第二重,就是钥匙开锁的设置。第三重,自然就是棋子了。棋子是特制的,上一瓣和下一瓣要对齐了缺口和毛笔字迹,自然比钥匙更加难以仿制,算是又上了一层保险。
但更令人惊艳的是,就是交还棋子的设计,除了能让交通员证明自己的任务已完成,更重要的是,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从缺的那瓣棋子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从而方便组织追查。
这样的天才设计,让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佩服革命前辈们的斗争智慧。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临时党中央翘首以盼苦苦等待,却始终没有等来这批黄金。
最后送回到中央苏区的棋子仅有前6瓣,说明这批金条是在最后一段路程不翼而飞,最后一名交通员也离奇失踪了。
当时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寸步也难行。被捕的9名同志无法被营救,纷纷壮烈牺牲,一些受伤的同志也因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相继牺牲,一些烈士家属也因为没有得到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乃至失踪。临时党中央经费匮乏到甚至连房租都付不起,党组织再次受到重创。
消息传来,毛主席震怒,下令彻查,然而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白色恐怖盛行,各国租界盘根错节,以当时上海党组织的力量想要查清此案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这宗悬案,成了深深扎在毛主席心头上的一根刺,他为此整整纠结了18年!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毛主席的指示,罗瑞卿哪敢怠慢,由于案发在上海,公安部立即命令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侦办。
上海市公安局立刻组建了一个名为“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案件由第三组四名老侦查员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同志负责。
是最后那名交通员背叛革命、携金潜逃了吗?还是行动最后一程被敌人破坏?或是另有其他隐情?
毕竟时过境迁,这件将近二十年前迷雾重重的的旧案又该从何查起?
解放初期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敌特、帮会等各方势力或明或暗,暗流涌动,上海各届人士对我党的态度也不一致,局面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解放前,要从中寻觅出近二十年前的线索来,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好在蒋文增等人侦查经验丰富,他们迅速理清了思路,决定先从第6名交通员着手,希望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可是当年的交通员并不好找,因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很多都是单线联系,上线被捕、牺牲或失踪,下线就会和组织断了联系。前5名交通员一一都被侦办组找到了,但就是找不到第6名交通员。
正当侦办组查找不出头绪时,没想到峰回路转,他们从松江有关部门打听到曾有一个松江人向政府反映自己是一名党员,曾在解放前为党从事过地下工作。再一细查,确定了此人就是第6名交通员——刘志纯。
侦办组大喜过望,找到了刘志纯后,他详细回忆了当年交接时的情形,据他回忆,到了松江后,就根据指令在一个叫做“汉源旅馆”的地方住下等下线,他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衣裤的人打听杭州来的客人住哪。黑衣人来到房间,两人对了暗语、棋子,又用钥匙开了锁,他就放心地把箱子给他带走了。
没想到他刚交出箱子,就受到了警察的盘查,幸好箱子已经交出。此后,组织又派人把第6瓣棋子带走了。再以后,他就和组织断了联系。刘志纯还另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黑衣人有一张黄色的纸,很像住店凭证。
侦办组迅速找到当年汉源旅馆的老板,询问后得知黑衣人当时并没有入住,也就无法追查他的具体信息,这条线索断了。
侦办组又根据住店凭证这条线索开始排查松江所有的客栈的住客记录,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当地的旅店不知倒闭了多少,没关的旅店很多住客记录也并不完整。
侦办组查来查去却一无所获,线索又断了。
正当侦办组一筹莫展之时,一次无心插柳的饭局却使得案件突然又有了转机。
原来,有一天当地的部队领导请侦办组吃饭,饭桌上几人无意间聊起此事,一旁的一个厨子突然开口问道:“有一家保安团开的内部招待所你们查过了吗?”
侦办组连忙问道:“什么内部招待所?”
厨子说道:“那家内部招待所专门招待熟人,我还在那里掌过勺。”
侦办组顿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一个招待所!
侦办组连忙着手调查起来,原来,此地原有1个保安团,虽然现在保安团不在了,但许多档案资料都还保存着。侦办组从中发现了招待所账本,更为关键的是,账本上还有住宿记录!
侦办组紧张地翻查住宿记录,终于,他们将目光死死锁定在一条记录上。
记录显示,1931年12月3日当晚有一名叫“梁壁纯”的人在此住宿,身份为上海“祥德源”药号的药工,来此地采购药品。
侦办组直扑上海“祥德源”药店,可惜药店已经倒闭,他们找附近的住户打听,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说这家药店确实有过一个叫“梁壁纯”的药工,好像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失踪?难道是拿了黄金潜逃了?看来这个梁壁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侦办组非常聪明地从药店曾经的员工那里找来了一张店员聚会的照片给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从照片中认出了梁壁纯就是当年那名黑衣人。
终于确定了第7名交通员!
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侦办组全体人员都异常兴奋。
当他们冷静下来后,发现又一个难题来了,如果是梁壁纯作的案,现在十有八九他已经改名藏匿起来了,又去哪里找这个改了名字的梁壁纯呢?
侦办组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人,立马赶赴嘉定。
侦办组请当地公安召集当地的药材店老板,看看有没人认识梁壁纯。结果这些大大小小的药材店老板聚在一起,居然没有一个人认识。快要散会时,突然来了一个老头,脾气还挺大,嘴里念叨:开药材会,怎么也不派人通知我老爷子?
原来老爷子叫陆积福,是当地药材界的老前辈了,有人告诉他是公安查案,打听一个叫梁壁纯的人。
陆积福一听就笑了,这不就是我徒弟吗?
侦办组大喜过望,连忙向老爷子问询,终于问到了梁壁纯的老家。
再赶到老家那一看,又傻了,梁壁纯早已经搬走多年了。
侦办组又耐心打探消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终于又打听到梁壁纯丈母娘死的时候,他老婆来过一次,通过这条线索,几经周折,侦办组终于查到梁壁纯现在就在上海浦东洋泾镇做生意。
终于找到了!
但当侦办组兴冲冲地赶到他家,不禁大吃一惊,心中一阵阵发凉。
原来梁壁纯开了一个小钟表铺,现在居然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家里也是破破烂烂,哪里有一丁点发了横财的模样?
侦办组连忙盘问起他来,梁壁纯先是一愣,他没想到这么多年组织居然还能找到他,他接着苦笑一声:你们把我家外砌灶台的砖头扒开,里面有一个陶瓷药罐,药罐里有张纸条,一看就你们就明白了。
侦办组满腹狐疑地依言而行,发现药罐里面却是两封信,梁壁纯面对他们不解的神情,开始讲述18年前的那桩令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往事……
18年前, 梁壁纯顺利交接后带着铜箱子来到上海,刚下了码头就坐上一辆黄包车, 黄包车在经过一段上坡路时,突然冒出来两个人来帮忙推车,其中一名推车人突然掏出一块布往他口鼻一按,他只感到一阵头晕,就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一家旅馆,铜箱子却不翼而飞了。他心头一阵慌乱:完了!被打劫了!丢失了箱子他无法和组织交待,恐怕是要掉脑袋的,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携带全家跑路了。
但梁壁纯毕竟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交通员,心思比较缜密,他担心将来组织万一追查到他,他一个人百口莫辩,就请旅馆老板为他写了一个证明,证明自己是被人弄晕了带进旅馆,从而从侧面证明不是自己私自携箱潜逃了。
听完供述,侦办组的同志犹如被一盆凉水浇了个透心凉,凭借多年的刑侦经验,从梁某当前境遇结合他供述时的神情和所说的内容来判断,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从没想到此案竟然如此曲折诡秘,人海茫茫,仅凭这一点线索,现在又要到哪里去找劫走金条的人呢?
侦办组思来想去,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请出解放前的老刑警帮忙,可也没有什么收获,毕竟这件劫案当年就没有人报案,所以没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
就在这时,当年梁壁纯被麻翻时的旅馆小伙计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线索,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送梁壁纯到旅馆的那辆黄包车号码是300169。
晕!做的梦也能当真?
侦办组仔细分析了一下,也说不定,因为这名伙计很有可能在那天见过这个号码,这些天都在回想侦办组问的问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睡梦之中以前的记忆突然被唤醒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侦办组查了这个号码,发现这辆黄包车原来属于一个舞蹈学校老板的,但他一向是个正经的生意人,不可能去抢劫,线索再一次断了。
几个月的辛劳就此打了水漂,就在侦办组山穷水尽之时,也许老天爷也想帮他们一把,忽然前几天来参加案情分析会议的一名旧社会留用的民国老刑警带来一个重要消息。
原来,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了一名因强奸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白姓青年,这名白姓青年突然有一天对看守的狱警说,自己知道一个黄金劫案的线索,如果说出来能不能减刑?
狱警回答他,要看是什么案子。
他就说自己有一个表哥,平时都靠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糊口,有一天突然来自己家里借黄包车出去了几天,后来突然就发达了,开店做了老板。
从白姓青年所说的时间上推测,正是案发那些天。
得而复失,几落几起,侦办组的心情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他们火速提审了白姓青年,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家黄包车是什么号码?”
“300196。”
听到这个号码,侦办组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和旅馆小伙计说的号码只有最后两个数字顺序不一样!
接下来就简单了,侦办组马上抓捕了他的表哥——吉家贵,从他家里搜出了装金条的箱子。
案情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当年吉家贵借了黄包车作掩护,找了两个同伙专门借拉人之际打劫,没想到第一次就劫了交通员梁壁纯,三人每人分了四十两黄金,从此金盆洗手,当起了老板。
另一名案犯刘阿古也迅速落网,公安人员从他家里搜查出大量黄金饰品,自然就是劫来的黄金打造的。
最后一名案犯庄克也查清了,没想到居然还是一名抗日志士。
原来庄克去混了青帮,后来受上海大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指派,加入戴笠的抗日别动队,与日寇作战时牺牲了,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他分到的黄金只剩下一半在他母亲那里,其他的已经不知去向。他母亲分文未动,侦办组一找上门就上交了。
最后,案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吉家贵、刘阿古被执行枪决。梁壁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政府对他宽大处理,几个月后就放出来了。最幸运的是白姓青年,由于他的重大立功表现也被释放出来,还给他安排了一个看大门的工作。
至此,这桩盘踞在毛主席心头18年的离奇悬案终于成功告破。当今天的我们穿越光阴再次重温案情的时候,不得不感慨这桩案件侦破的过程是如此荆棘载途、千回百转,也不禁由衷地钦佩当年侦办此案的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同志是如此富有智慧、百折不回,或许,是冥冥之中那些牺牲了的革命先烈们在默默庇护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