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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亩产万斤 这个锅毛主席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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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亩产万斤 这个锅毛主席不背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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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万斤”这个锅毛主席不背
耿来意 · 2020-10-12 · 来源：乌有之乡
“亩产万斤”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毛主席自己也承担了一些责任，但这个锅让他背起来，不但过分，而且是很不厚道的，有句话叫“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其实，颠倒的历史终究是要颠倒过来的，历史总归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股“浮夸风”，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就是夸大粮食产量，一些地方夸的特别离谱，甚至夸到了“亩产万斤”。
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亩产万斤”这个锅都是毛主席背着，说毛主席头脑发热，成了毛主席搞大跃进的一条罪状。
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增多，人们逐渐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毛主席当时是跟“亩产万斤”这种浮夸风作斗争的，所以毛主席背着这个历史的锅实在是冤。可由于毛主席“头脑发热论”由来已久，影响已是根深蒂固，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个教授针对有学生指责毛主席搞“亩产万斤”这个问题，做了这样的发问：你们有谁觉得自己比毛主席还聪明啊?学生们都摇了摇头。你们会相信“亩产万斤”吗?学生们都说“不相信”。于是这个教授就说：你们都不相信“亩产万斤”，比你们聪明的毛主席会相信“亩产万斤”吗?
这个教授是从逻辑方面讲道理的。其实这个逻辑也是与史实相符的，毛主席就没相信过“亩产万斤”这档子事。
毛主席出身农民家庭，他当然懂得粮食作物的常识。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在武昌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当汇报中讲到湖北红安、浦水、麻城、黄阪、孝感等县，今年全县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以上，其中孝感可达到一千斤时，他说：“凡是条件和这几个县大体相同的地方，都应当做到这样。”当汇报中讲到，到一九六七年，全省粮食亩产可达到八百七十斤，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毛泽东说:“这个好啊，中央提出一九六七年搞八百斤，就是有这个意义，逼你们想办法。”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说：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 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
毛主席讲的“农业发展纲要”，要达到的目标是从1956年到1967年，利用12年的时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前地区由150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这是毛主席所要求的一个长远规划和基点，他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目标：“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研究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中学习试行一些地方的高产经验：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 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大跃进之前，关于亩产指标的确定和追求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努一把力，是可以实现的，毕竟已经产生了亩产达一、二千斤的高产典型了。
1958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拉开了序幕。1月28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说：“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讲过这个话‘大有希望’，文章就在这 个‘大’字。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劲。……劲可鼓而不可泄，元旦社论不是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吗?应该鼓励士气，不是败坏士气。”
对于人民群众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主席是欢欣鼓舞的，要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离不开这种激情和面貌，他要给予鼓励和支持。他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人们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实际的。”
尽管如此，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表现出来的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与高调相比，他在实际中采取的是一种低调和保守的态度，对高调不时进行敲打和压缩。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针对河南省提出的将原计划12年完成的粮食亩产“四、五、八”目标，要一年期间实现，毛主席说：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一些高指标问题，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说：
“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
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湖北孝感听取汇报，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他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他说:
“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
1958年12月1日，毛主席审阅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报送的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放出所谓水稻亩产六万斤的“卫星”的材料，材料说经到现场调查，发现这块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九点七五亩中稻拔掉移栽在一亩田里，谎称产量是六万斤。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批示:
“此件请小平同志印发。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
1959年4 月 13 日，毛主席在视察济南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时，在一片小麦试验田，看到田边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一千斤，他说:“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说:
“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写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对落实包产问题，他说：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 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 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 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在这封通信的最后，他说：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5月22日，毛主席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关于大跃进，他说：
“我们的报上，有些吹牛吹得太大，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还是办老实事，吹牛，不能算数，要亲眼看见，才能算数。我们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有许多好的新气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浮夸的现象，想入非非，想到天上去了。不切实际，胡思乱想，这是不好的方面。但是总起来说，提出这个口号还是好处比较多的，比不提这个口号要好。比过去所设想的，还是更加切合实际些。办事要认真，不是吹一口气吹出来的。我们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指出不切实际的、夸大的作风后果是不好的。”
1959年6、7月间，毛主席为庐山会议草拟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其一是读书，以解决县、社干部不了解会主义经济、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他还建议给他们编三本书： 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 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 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 ，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
1959年9月21日，毛主席到济南视察，他向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问起秋季生产和亩产情况，郑松说：大辛庄大队今年的秋玉米亩产五百斤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主席听后说：
“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整个大跃进时期，对于粮食产量方面，毛主席的头脑并不像后来传言的那么头脑发热到对“亩产万斤”信以为真，也没有为这样的事情推波助澜，恰恰相反，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认识也没有偏离常识和科学的轨道，他对各种各样的浮夸风气是持有极其反对的态度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献曾经于1965年1 月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反映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他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他用私人信函给有关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他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他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毛主席对这封来信进行了批示，他说：
“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切实际的蠢事呢?
毛主席在1961年3月5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此做了一个回顾，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这是从具体实践方面讲的，更深一层的原因，还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不足，毛主席在1960年6月对建国以来，尤其是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做了一个“十年总结”，从理论方面对过去发生的错误进行了总结，他说：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当然，不可否认的，还存在着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一些人，借“浮夸风”这一看似“左”的形式来行“右”的路线，以此来否定和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种情况是实际存在着的，当时就有一股全盘否定的风刮起来了，只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只看到一点，不及其余。如说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这个问题的存在，也必然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他在一次关于整风整社的谈话中说：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经验，没有舆论准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虚报浮夸，以少报多，这种人不能说是决心搞社会主义的。”
“亩产万斤”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段曲折，也是长期以来那些攻击、否定淡化毛主席的人手中一把锋利的刀子，这把刀子一向是所向披靡的，杀伤力极强，每当有人抛出这把刀子的时候，为毛主席说句公道话的底气就感到不足了起来，难道那个时候真的是毛主席头脑发热了吗?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史料的增多，研究者的不断深入，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原来毛主席压根就没有相信过“亩产万斤”这个梗，他的头脑一点都没有发热，反而一直在做着拿凉水降温的工作。
而为什么“亩产万斤”这个锅要让毛主席背着呢?而且至今都难以清洗掉这段历史冤案，原因其实很简单，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个原因，那些没有决心搞社会主义的人，以及那些对社会主义比较反感的人，让毛主席背着那个沉重的黑锅摘不下来，他们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虚无那个历史，然后又有充足的理由堂而皇之地走他们想走的路了。
“亩产万斤”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毛主席自己也承担了一些责任，但这个锅让他背起来，不但过分，而且是很不厚道的，有句话叫“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其实，颠倒的历史终究是要颠倒过来的，历史总归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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