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坦承不能像邓小平举重若轻 做不了帅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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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坦承不能像邓小平“举重若轻”:做不了帅
2020-10-14 09:52 星岛环球网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权延赤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恩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朗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恩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具“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祠。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者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