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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欣赏中国哲学吗?

已有 155 次阅读2020-10-9 14:41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黑格尔欣赏中国哲学吗?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黑格尔欣赏中国哲学吗?
作者:诗与思:严春友的博客  严春友

不久前,我的同事董春雨教授来电话说,他的一位朋友从网上看到了一种说法:“黑格尔读完《道德经》后曾感慨:世界的哲学故乡在中国!”问我是否有此事?因为在他看来我“是黑格尔专家”。我说,黑格尔专家谈不上,但黑格尔的书大部分是读过的,根据我所了解的黑格尔的观点,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从总体上来说,黑格尔对中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转载]黑格尔欣赏中国哲学吗?作者:诗与思

我上网查了一下,这句话出现在几篇网文中,没有任何出处,完全是道听途说之论。

事实上,黑格尔对于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而这些有限的了解还充满着误解。因此,他的说法,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大多不足为凭。

这里,我把有据可查的黑格尔对于中国文化的主要观点列举如下,以正视听,免得以讹传讹。

黑格尔提到中国文化的著作,仅有两种,就是《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和《历史哲学》,在其他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国。
 
1.  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看法
 
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部分,一开始他这样说:“首先要讲的是东方哲学……我们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见该书第115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是从东方开始的,这是哲学发展的低级阶段,严格来讲,还不是真正的哲学,而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同上书,115页)。

黑格尔在谈到《易经》时说:“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120页)“他们是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122页)

因此,绝不像网上有人说的:“在他的自传中他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他对《易经》如此看不起,怎么可能从中得到启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的辩证逻辑与《易经》有什么关系。(这里需要澄清的还有:黑格尔从来就没有写什么《自传》。)

对于《道德经》,黑格尔在介绍了一些内容,尤其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那一段之后,他说:“但是我们从这个教训里得到了什么呢?”(127页)意思是,这些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在另一个地方,介绍了老子说的一些带有辨证思想的说法之后,黑格尔评价说:“这也是说得很笨拙的。”(129页)

他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这里,在中国,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我们遇见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中国人的想象力的表现是异样的:国家宗教就是他们的想象的表现。但那与宗教相关联而发挥出来的哲学便是抽象的,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内容本身就是枯燥的。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132页)就是说,中国哲学完全没有成为体系,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观点,而且停留在表面,没有达到高级的精神形态——具体的思维(在黑格尔那里,抽象思维是低级的思维)。
 
2.  黑格尔对于中国的看法
 
     黑格尔对于中国的看法,主要在他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中。这里摘几段代表性的观点:

     “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见《历史哲学》119页)。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最初的阶段是最原始、最简单、最野蛮的,越是高级的阶段则越文明,整个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东方开始,最后到日耳曼世界结束,因为日耳曼世界是最文明、最高级的阶段。他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是个体的自由程度:在东方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即皇帝的自由,在古希腊和罗马知道部分人的自由——贵族和部分公民的自由,而在日耳曼世界,则是一切人的自由。 

按照他的划分,东方是历史的童年,希腊是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壮年时代,日耳曼则是老年时代。从生理角度讲,老年是衰落的时代,但人类的历史不然,老年意味着成熟。

中国的制度是数千年不变的,因为在这里缺少对立的原则,所以就没有变化,“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123页),没有真正进入历史的过程。

中国的历史学在世界上最发达,史官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国家对于历史的记载都没有中国详细,但是,这样记载的历史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125页)因为这样的历史是一些现象和无聊的细节,没有内在的精神。

“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应该做些什么。个人敬谨服从,相应地放弃了他的反省和独立。”(127页)不仅在家庭之内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即使“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127页)。

“中国人既然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130-131页)他说的平等,是指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没有任何权利,这种平等实际上等于零。

他谈到中国的家庭关系,说“这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133页)

“正是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136页)

“以上所述,便是中国人民族性的各方面。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离他们很远。”(143页)就是说,在中国,没有真正的伦理道德、宗教、科学、艺术,因为在中国没有自由的精神。
 
3.我的看法
 
由上述可见,黑格尔对于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任何好感,完全是否定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在中国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还只是一种很低级的精神形态,甚至于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精神。用他的术语来说,还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他所谓的抽象,不是高级的精神活动,而是低级的、简单的精神活动,因为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对立面还没有被纳入到自身中去,各自相互对立着,因而也就不能够形成辨证的运动过程。只有高级阶段的精神才能够达到这种容纳对方于自身之内的运动,这时的精神就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了。只有这种具体的精神才有自由。

从黑格尔的论述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很片面的,也是不完整的,他只是根据一些人的描述和不完整的阅读,就断定中国如何如何,因而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从他引用的文献来看,他并没有完整地和认真地读过《道德经》和《易经》,而仅仅是从别人那里引用了一些句子而已,因此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比如他把“道”理解为“理性”,这与“道”的含义相去甚远。因此,根本谈不上“研习了中国的《易经》”(网上的说法)。一个本来就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人,不可能去“研习”它。他对于《易经》的评价还不如《道德经》,认为它只是一种巫术、迷信。

既然如此,他的结论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用不着拿来作为评判的标准。

仔细揣摩那种说法的心理,实质上表现了一种不自信的态度。由于不自信,就想找个最有影响的人物,而且是西方的人物,来说中国的东西如何好,以便抬高它。岂不知,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尤其是毫无根据地把一种肯定中国的观点强加到一个并不欣赏中国的人的头上,就更显得拙劣。这似乎正应了黑格尔的那句话:中国人善于撒谎。说黑格尔欣赏中国哲学,这不正是一句谎言吗?

中国的东西为什么非要一个外国人来说好呢?外国人说好就一定好吗?名人说的就一定对吗?无论是什么东西,也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说它好,把它好的理由摆出来就行了,用不着去拉个名人来狐假虎威。

还有一种可笑的做法,就是外国有什么好的东西,总是把它与中国联系起来,要么源自中国,要么中国的比他们的好。比如“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与中国的《易经》、《道德经》有很大的联系”,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受《易经》的启发等等说法,就很荒唐。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确实有一些相似的思想和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性质。实际上,这种相同只是表面上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它们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含义却是大相径庭的。黑格尔哲学观点来自西方哲学本身,是数千年西方哲学发展的产物,与中国哲学毫无关系,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哲学、西方人遇到的问题,与中国哲学和中国人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他的辩证法与《易经》中万物皆变的观点也完全不是一个意义上的。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也是如此,只是在形式上看起来与阴阳模式有点类似,但实质却根本不同。莱布尼茨的思想是西方数学发展的结果。

总之,说话要有证据。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黑格尔的哲学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黑格尔赞赏中国文化。反之,我们找到的却是大量的相反的证据。对于这些相反的证据——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否定,也不必太在意。即使假定黑格尔肯定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又能怎么样?同样地,黑格尔否定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还能怎么样?答案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不会因之而高,也不会因之而低。

                                    201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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