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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伤寒克星陈存仁 只喝热水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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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伤寒克星陈存仁 只喝热水怎么行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伤寒克星”陈存仁：只喝热水怎么行
(2020-09-22 10:49:32)
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上海市民喝的都是黄浦江和苏州河里、没有经过净化处理的水。船运带来的各种污染物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后，很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在医学常识和医疗技术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伤寒”作为一种可以人传人的胃肠道传染病，是危害老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头号大敌”。
中医作为当时绝大部分平民的首选，承担了极大的责任。在老上海的名医名单中，有一名被誉为“伤寒克星”的医师陈存仁。他不仅在医疗岗位上解除了无数患者的病痛，还在教育、学术、传媒等领域奋战一生，为中医这门国粹在海内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得了伤寒，他们却只说“多喝热水”
1908年5月，陈存仁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内的一户小商人家庭。陈家祖籍在浙江平湖，陈存仁之父开的是绸布店，因世道艰难及经营不善，在陈存仁8岁时就因破产而导致贫病交加，辞世而去。因此，陈存仁是由伯父(另一说为继父)抚养长大的。
寄人篱下的生活使陈存仁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然而，他虽然表面上不声不响，内心却极有主见，是个好学又聪明的少年。他曾跟随国学大师章太炎和《申报》主笔姚公鹤学习诗词、书法等传统国学。陈存仁曾回忆说：“老一辈的文人，读书之外，兼览医书，所谓儒门事亲，一定要研究医学。”意思是儒家推崇救国济民的思想，文人应当在做学问的同时博览医书。从民立中学毕业后，他遵从父亲的遗愿，进入南洋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大二那年，他不幸在校感染了伤寒，从此与传染病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伤寒是当时一种相当厉害的传染病，属于1916年由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中的一种，以发热、腹痛、起玫瑰疹为主要症状，轻者1-2周可以痊愈，重者会引起心肌炎等其他症状，导致休克甚至死亡。如今大家都知道，伤寒病菌可以通过粪口传播，需要隔离并用药杀菌治疗。但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条例并未得到重视和落实。就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陈存仁也只被告知卧床休息，多喝热水，打葡萄糖钙针剂补充营养。按照西医的说法，躺足一个月，病就好了。事实却是，他的高烧持续不退，每日倍感折磨。多亏伯父当机立断，陪他去了看了中医。在名医丁甘仁的三帖药的威力下，这才退了热度。
这名叫丁甘仁的医生是当时上海中医内科的头牌，他的诊所开在四马路（现福州路）上。据说有一次慈禧太后患病，她的贴身御医都治不好，于是广招天下名医进。丁甘仁当时还在常州，他奉诏入京后并没有走寻常路。他先用金钱买通了慈禧的贴身宫女，了解了慈禧病情，然后再为慈禧切脉。他是担心自己医术不精所以才贿赂宫女吗？当然不是，因为宫廷问诊切脉时只能用悬丝搭脉。这分明是阻碍科学诊脉的封建礼教思想嘛，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所以丁甘仁才绕了个弯子，把宫女变成了阐述病情的病人家属。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按照规定奉诏入京的各地医师们，在悬丝搭脉后，还得在处方前写一首诗阐述太后的病情，等慈禧和她的御医过目并认可后才能抓药。医生为什么要写诗？面对这样莫名其妙的“甲方爸爸”的要求，丁甘仁一时半会也想不出什么迂回策略，只得据实在处方前写了“好色”二字。不料，慈禧太后见了非但没有砍他的脑袋，还很听话地服用了他开的药。从此，常州名医丁甘仁便名扬天下了。
丁甘仁：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
痊愈后，15岁的陈存仁改入由名医兼恩人丁甘仁所开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中医。这所中医大学是全国首家中医药专科的高等学府，陈存仁相当珍惜学习的机会。由于家境特殊，他还得勤工俭学。陈存仁在学者和理财家丁福保处打工，帮助他编辑《古钱大辞典》和《说文解字诂林》。同时还向报馆和刊物投稿，以获得“助学”资金。后来他成名后，特地创立了“百技助学金”去资助那些勤奋好学的寒门子弟。
1927年，陈存仁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他先是跟着恩师丁甘仁实习，因为开方子特别快，被同学们尊为“飞快手”。老师得知后对他说：“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所谓道，即指医道而言；所谓术，是指医术而言。术不能走歧途。”可见，丁甘仁是在提醒爱徒，你的职业水准已经没问题了，今后千万要注意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业道德。这句话，陈存仁记了一辈子。
丁仲英：先要获得病人的信任
丁甘仁去世后，他在其后嗣丁仲英所开的诊所里助诊了一段时间以谢师恩。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是陈存仁的问诊时刻，前来就医的多为平民百姓。人数并不多。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不会自述病情，一定要等他望闻问切后才开尊口。
陈存仁理解这些病人的心思，他们觉得只有“名医”才可信任，即便不是名医，至少也得是“老中医”才行，所以有意隐瞒病情，想考量一下这个年轻医生的水准。然而病人的这种不信任是不利于医生诊治的。丁仲英得知后教了他一个法子，先问清楚“起病几日”，若是才两三天，多为外感，若是时间长的，多为内伤。于是，每当听到是起病两三天的急诊，陈存仁就会说：“你有咳嗽、头痛、流涕及泄泻。”几乎所有病人都会连连点头。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成年人来看病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感染了伤寒。如果患者是妇女，多为妇科疾病；儿童则以吃坏肚子、出麻疹和咽喉炎为主。为什么伤寒患者那么多呢？因为当时没有自来水，上海市民喝的都是黄浦江和苏州河里的、没有经过净化处理的水。船运带来的各种污染物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当然就容易得胃肠道疾病。而且伤寒又具有人传人的特点。经济条件和居家条件如果差的话，别说住进医院了，就连在家隔离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伤寒就成了上海底层百姓里常见的一种传染病。为此，丁仲英特地传了陈存仁一副医治伤寒的方子（可能就是陈存仁少时服用的那帖药）。时间一久，这家诊所有个会治伤寒的“陈小郎中”的消息，街逐渐传遍了街坊。那些被他医好了的仆役、车夫、伙计纷纷向他们的东家推荐了陈存仁，于是指定找他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一年后，陈存仁便开始独立，以个人名义挂牌行医了。
用“贵药”、“猛量”是浪费病人的钱财，还会增加病人身体的负担
陈存仁在南京路望平街（现山东路）租了二间房屋做为诊所。诊所位于二楼，隔壁连着心心照相馆的二楼，楼下是柏林花纸行。
创业是艰难的。开业第一天只来了一个病人。连续一个月，每天来的病人都没有超过五个。估算一下的陈医生的营业额。一般的病症，陈存仁的用药和用量都按照经济有效的原则去开，所以三钱五钱很常见。按照这个营业额，除去成本，所得利润可想而知，而诊所每个月的租金却要50银元。长此下去，是不行的。
陈存仁医者父母心，不愿意为了盈利，用“贵药”、“猛量”去浪费病人的钱财，增加病人身体的负担。所以，即便是富贵人家要求他上门问诊医治伤寒，他也是老老实实用常用药、按剂量开，从不趁机“斩”客人一刀。要是根据他的判断，确定患者得的不是伤寒而是肺炎，他绝不会为了赚钱而开个安慰药方收费了事，而是赶紧据实相告，嘱咐病人马上去看西医，免得延误最佳诊疗时期。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件趣事。正因为伤寒在上海属于老百姓的常见传染病，因此以医治伤寒闻名的医生也不止陈存仁一个。其中不乏有比他年纪大、资历深又名气响的同行。所以往往在邀请陈大夫来家里妙手回春之前，那些经济条件良好的家庭往往已经请过著名的张大夫、夏大夫、严大夫等等看过了。是因为没看好，才会降级请陈存仁来看的。名医们怎么会看不好寻常的伤寒？当然是生意太好顾不上品质保障了。比如说有位名医每天要看二三十个病人，所以经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话没三五句，丢下一张药方就拍屁股走人。更有甚者坐地起价，出诊费收得高不说，还要病人家属给他报销车马费，甚至连贴身保镖的工资也要病家承担。这类名医属于典型的名气大了就摆谱，变成了赚钱机器，早已失去了医者仁心。陈存仁可不是这样的人，但问题是诊所毕竟不是慈善机构，他自己的生计该如何解决？
老天爷不会亏待善良、智慧、勤劳的人。有一天，他的诊所里来了一个有些奇怪的病人。此人是一名穿着棉布衣裤的男子，侧头看着陈存仁给前面一个病人开的方子，然后问：“先生，你的药怎么开得那么轻？”陈存仁也不恼他多管闲事，耐心地解释说：“通大便的话，熟地黄半钱就够了。如果用重了，病人会腹痛的。”那人冷笑了一声，接着说：“小郎中，《伤寒论》上写的可都是二两三两。”陈存仁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是汉朝人，那时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二钱，所以我开的剂量没有错。”
那男子面露惊喜之色，带着歉意和敬意对他说：“先生真是有才不在年高啊。我是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陈万运，我们的门市部就在您诊所附近。您曾经医好过我司一名职员的伤寒症，我想聘请您当我们公司的常年医师。我们门市部和邮购部共有200名员工，在高廊桥的工厂里还有3000名工人。我每月支付您300银元，可够？”陈存仁欣然应允。
不久，冠生园老板的冼冠生也慕名而来，聘请陈存仁为冠生园的常年医师。陈存仁的经济困境终于得到了解决。前来求诊的知名客人越来越多，当然也不仅限于医治伤寒了。
比如呢绒大王谭敬娱家的司机得了肝炎和尿毒症，这两种都是连西医也很难治好的大病，不料陈存仁用葱和蜂蜜就解决了通尿的问题，免除了病人插导尿管的痛苦。
再如大名鼎鼎的交际花才女陆小曼，患有严重的胃病。每次发作，都会做西子捧心般的痛苦状。也是陈存仁帮她解除了病痛。
横跨传媒与学术，被称为“中医界的才子”
声名鹊起有了积蓄后，陈存仁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出购置了一块地皮。那里原来是跑马厅养马的马厩，地理位置闹中取静，相当优越。陈存仁在那里开办的“国医研究所”开张大吉，非常兴旺，每天要挂出100多个号。他自己主治内科，由8名学生协同问诊其余科室。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承担诊所的功能，陈存仁还在大楼内设立了藏书室供药典文献研修所用，而“上海市中医师公会”和“中医月报社”的两块招牌则是面向行业以及公众的公益性质的机构。事实上，早在1928年，陈存仁就创办过一份名为《健康报》的小报。这份《健康报》意义非凡，可以说是中国首份以医疗卫生常识为内容的专业期刊。
那时他自己的私人诊所刚开业不久，创办这样一份报纸既是为了宣传中医知识，也是希望能继续发挥自己年轻时的文学才干并能在经济上有所产出。陈存仁作为主编是很成功的。这份以开展中医学术的研究和讨论、宣传中医药保健防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小报，推出后颇受欢迎，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当时《申报》也才发行十万份），有了八千固定订户。后来，他还以主编或主笔的身份，编办了《康健周刊》、《国医与食养》等专刊专栏，以实用有效和平易近人的风格，获得了读者的喜爱。陈存仁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中医界才子”的美称。更令人佩服的是，这个才子医师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中医药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
首先是以学者的身份在学术上所作的贡献。1930年起，年仅22岁的陈存仁受聘担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主讲中医内科学。他在教学外进行了大量的书籍编撰工作。他认为中医药之所能“见信于民众，见信于社会，在于药物之效验卓特，治疗之配合出奇，善治复杂夹杂之症，又鲜有副作用”。而目前对中医的研究文献却还停留在明代的一本《本草纲目》，毕竟已“阅时三百余年，化学实验之印证，药物产地之变化，旧药有绝种失传者，新药有陆续发现者，是以近人同感李氏《纲目》以不合于近世应用”。
于是，陈存仁前往全国药材的转运中心汉口去考察，并到汉口附近的蕲春去拜谒《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墓与祠堂。随后，他用了整整七年时间，搜集了200余本药物参考典籍、180篇中医研究论文以及500多种中草药标本，然后邀集中国医药研究社的同仁共同编写出了一部320多万字、1400余幅插图的《中国药学大辞典》。
该书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这部辞典收集的药物达4260种，附药方万余首。其中大多数药物除中文药名外，还标明了拉丁文或英文、日文的学名，甚至有142味中药还附上了当时已经分析出来的化学成分。《中国药学大辞典》问世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初版不到半年就销售一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该书先后印过27版之多。
1937年，陈存仁东渡日本，收集流传在日本的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数十册。该丛书包括14卷72种：总类8种，内科16种，外科4种，女科、儿科各3种，针科4种，眼科、花柳科、诊断、治疗各1种，方剂10种，医案医话11种，药物8种，中国医药论文集1种34篇。在此期间，陈存仁在日本成功找到了大量国内已失散的古医籍。该丛书出版后受到了中日两国医学界的重视。
在此期间，陈存仁还在上海成功策划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两场中医药展览会“日本汉医勃兴展览”和“国药博览会”，筹得巨款建造了中国医学院天通庵路新院舍，重建了中国医学院新的图书馆和中药标本室，并主编学院院刊《国医文献》等。
抗议“废止旧医案”，为捍卫国粹而战
陈存仁的社会责任感不仅体现在医疗、传媒、教育和科研领域，他在政治社会活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案”的提案。此举仿佛向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医界扔了一枚炸弹。这不仅涉及近百万中医从业者的饭碗，也关系着几亿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当时西医人数极少）。因此，陈存仁决定为保卫国粹而战。他和张赞臣、谢利恒、秦伯未、蒋文芳等人组织发起了 “三·一七”反对废除中医的运动，并被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推选为赴南京的五位代表之一。
代表们谒见了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取得了这名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于右任不仅反对废止中医，还主张中医应另设一个机关来管。他说，由西医当家的卫生部来管中医的话，好像叫神父牧师管和尚一样荒唐。于是，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提案才得以收回。
成功捍卫国粹后，陈存仁义不容辞地担任了上海市国医公执行委员、秘书主任，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的职务。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他又兼任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上海市分馆理事。
抗日战争时期，陈存仁被提任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接下来的十年，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搜集中医药书籍和刊物， “早搜夕索，亲临拜访，曲意诚求”，收集到各种版本的古今中医药书籍六千余种，还有300多种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中医药报刊。陈存仁也因此与杭州裘吉生、宁波曹炳章一同被誉为“江南三大中医药藏书家”。
抗战结束后，除继续医务工作外，陈存仁更多地投入到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除了创建上文提到过的百技助学金委员会，还带头捐款修建了仁济育婴堂。
1949年，陈存仁迁居香港，在弥敦道和铜锣湾开设了二处诊所，继续行医。此后几年内，他数次赴日本、埃及和欧洲考察访问，了解当地的医疗卫生历史和现况，同时向世界宣传中国的传统医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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