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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三步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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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三步读书法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主席的三步读书法
军中一卒 2019-1-29（说不尽的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对怎样读书有其独特见解。毛主席在与工作人员孟锦云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三步读书法”，他说：“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是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
毛主席的三步读书法，尤其在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要读。这里说的读，是下功夫真读。
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间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因为无论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当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发生的一些问题，存在一些思想混乱，通过读它来统一思想，纠正模糊的思想认识。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自己带头读，还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组成一个读书小组，与他一起读，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阅读和讨论。
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获得了不少启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深受他赞同。例如，关于十月革命的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这样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段话与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致的，深受他的赞赏。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是一样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他说这个提法好。
二要怀疑。毛主席常引用孟子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倡导读书不要盲从，读书要有大胆怀疑的勇气。
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时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怀疑其中不正确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例如，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问题。毛主席对这个“客观必然性”的提法很赞赏。同时他也对此提出了疑问：“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那么，这个客观必然性怎么体现呢？他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是提出不同的意见。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以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视角来研读，并且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不同意见。
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主席一生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事物。他说，作为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科学，“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主席三步读书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既有对原著的赞同，又有对原著的怀疑，还有独创性的意见。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对全党具有指导作用，特别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起到了很好的纠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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