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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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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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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
军中一卒 12月25日（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
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孕育在184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逻辑之中，诞生于战后国际社会动荡、分化、改组的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不仅科学揭示了时代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战后初期，其主要标志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一个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主席首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明确揭示了以下国际政治命题：国际社会重新组合呈现新的力量分配格局、国际体系凸显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和层次性、战后地缘政治重新布局以及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日渐明晰。“一个中间地带”思想奠定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本框架，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最大。
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毛主席对世界图景的观察与分析范式的系统化日渐深入，“一个中间地带”理论在60年代初期逐渐演变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比较清晰地呈现了毛主席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从“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深刻地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不仅可以视为毛主席国际战略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而且是对“一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深化，又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支撑和转折的作用。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蕴含着新的时代逻辑内涵：首先，总体判断和辨识国际格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毛主席联合美国压制苏联“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构想由此而生。其次，确定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标准，以国家实力为标准，突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框框，以称霸与反霸斗争为标准，划分国际政治中的“三个世界”。最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内涵，由于毛主席将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进行新的界定，相应的反霸权主义战略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支持。
划分“三个世界”基于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客观反映，具有强大的历史逻辑力支撑。中国近代社会耻辱和悲惨的命运，为毛主席国际观中的“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思想设定了历史前提。鸦片战争的失败引发了近代中华民族的集体思考，在20世纪国际政治层面产生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确定新的国际定位并对安全路径进行战略选择的历史逻辑。同时，世界战争再次验证了国际政治中的丛林法则，促使毛主席更加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尊严的意志。他既看到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的威胁，也发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国际依靠力量，这构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国际历史观前提。最后，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历史经历，让毛主席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拥有更深的理解和护持。
毛主席对世界和社会解构方程蕴含的哲学思维方式是：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系统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形态，这构成了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哲学依据，也构成了其国际关系政治博弈理论的依据。
国际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矛盾，就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而言，世界矛盾链中最大的矛盾焦点是民族独立国家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就中国与大国之间的矛盾而言，70年代中苏矛盾是最主要矛盾，这构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矛盾论前提。毛主席在大矛盾格局中一直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认同国际社会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体这一普遍性，又辩证地强调矛盾存在的特殊性。国际社会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与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存在西方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的相互对立与统一，影响了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这种矛盾的结构性存在及其解析，是毛主席构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有力支撑。毛主席强调国际社会的斗争性质，并不意味着其外交战略旨在制造国际恐怖和战争。“三个世界”的划分旨在通过利益相关性和共同性建立利益共同体，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思想以鲜明的外交妥协与变通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国际斗争与国际妥协的会通，体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为冷战对抗时期超越国际政治利益纷争，联合国际和平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确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毛主席对“第三世界”的身份识别，是在一个崭新的标准和框架体系中进行确证的。以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而进行的新界定，这在认识境界和思维模型上是一种重要超越，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与此同时，该理论实质是一种政治博弈理论，毛主席将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置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整体链条基础上，中国国家安全与独立的逻辑前提之一，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胜利。
“远交近攻”是毛主席在现代国际政治博弈中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外交方略。为积极应对邻近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毛主席进行三个维度的外交设计：第一，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美国进行外交缓和化。第二，在西方国家中寻找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充分体现了加强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反霸、反帝力量的思想。第三，建立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第三世界与中国命运的相关性以及日益蓬勃壮大的力量，毛主席将其视为中国维护国际正义和国家安全统一战线对象。
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是在西方推行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空前对立的情况下，为中国的国际正义与合法性进行的争辩和设计，在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层面，提出了民族独立国家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伦理法则，构建起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通过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斗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从而确证了理论和策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伦理命题，即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由于毛主席所一贯坚持的正义原则在支配和影响着对国际政治伦理的认识，以及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具有深刻的历史相关性，再加上霸权主义在国际社会中既造成一战、二战那样的世界灾难，毛主席在反对苏美两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同时，始终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使得“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获得了充分的国际伦理和道义的支持。
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用中国的话语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透彻观察和剖析当代世界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话语系统，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国际形象。首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确立了对旧国际秩序的前提批判。毛主席以崭新的逻辑分析和话语特质，揭示了国际社会三种不同层次的势力及其不同的价值观，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三种力量分野，更明确了自身的国际定位，并升华了政治意志和价值诉求。其次，“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理解世界图景的新思维方式和新框架，以新的思维方式提出反国际依附的新模式，不再以西方为中心，以追求国际正义和民主为重要政治目的，建立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最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下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黄祸论”予以反击，塑造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是自我身份的自觉认定，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的大国历程所具有的多维约束作用是弥足珍贵的。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关注的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从其理论和战略的整体思考中可以看出，质疑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野心，警惕国际战争和地缘战争，忧患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是最基本的政治考量。这对于我们理性审视当代国际社会的安全环境，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是富有教益的。同时，毛主席基于国际力量体制对抗的事实，建构安全战略的分析思维模式，对于研究当下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强权的存在和霸权的实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建构新的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平等化进程，必然是谋划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极富外交弹性，对于建立安全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积极指导意义。面对新的安全形势，当今中国应当运用毛主席的外交理念，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新的政治计算。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何有效地指导新的安全机制的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给出了借鉴性答案。第一，寻求国家间关系的妥协和变通。以妥协和变通寻求国际关系的变革，是毛主席外交哲学境界的体现。在警惕和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图谋的前提下，寻求国家间关系的妥协和变通，应当也必须是当今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理念。第二，寻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理性方案。在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中，毛主席运用斗争哲学和变通哲学，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战略中的超越思想，对当今世界处理和解决国际社会难题提供了新启示。第三，寻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论中的道德裁定。国际政治最高意义的竞争和博弈是在文化世界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冲突之间，提供了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义原则，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国际民主与平等的文化方案，这种道德确认既是对符合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具有进步作用的价值观、国际道德观的文化认同，也是中国获得世界认可的价值规范和文化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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