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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大跃进时期喝了世界上最昂贵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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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大跃进时期喝了世界上最昂贵一杯酒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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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大跃进时期喝下“世界上最昂贵一杯酒”
2020-09-10 09:37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江西，江西省委负责人请他吃饭。省长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周恩来端起酒杯，却提出一个条件，干一杯酒，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刘俊秀顿感为难起来。周恩来说：我有调查。江西老俵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无奈，刘俊秀只好答应。一杯酒，值一亿斤粮食。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最昂贵的一杯酒了。
文章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作者：张素华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2月7日，大年初三，这一天天气仍然晴好，七千多名中共官员再次浩浩荡荡的乘坐着大客车，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集中。当时的北京大街上，汽车比较少见。这么多汽车向同一个方向驶去，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望。大会在下午四时半开始，主持人毛泽东的话还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开会，请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浙江绍兴人，中等身材，给人一种儒雅干练的印象。历史上看，他曾有机会做中共的第一把手，但他没有做。人说，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也许是地方文化使然，周恩来始终把自己摆在辅佐者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地位显赫非同一般。周恩来开篇便表态说：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同志的讲话。”
这时，与会者开始注意到，周恩来手中没有厚厚的讲话稿，拿的只是一份讲话提纲。手持提纲发表大会讲话，是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大特色。
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会上讲一讲，但具体讲些什么内容，他没有说，也没有进行讨论和布置。结果，除刘少奇的一个书面报告之外，每个人（包括刘少奇）都是按讲话提纲进行大会发言。有的发言稿即使事先写好了，也没有用。如林彪，就是把事先写好的材料扔在一边，自己临时拉条子在大会上讲的；朱德事先准备了两个讲话稿，并曾广泛征求意见，后来也收回了，临时换了讲话内容。毛泽东甚至连讲话提纲都没有。陈云则是个例外，他没有讲话，毛泽东曾请陈云在大会上讲一讲，陈云以没有把握为由谢绝了。
这种现象，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七千人大会属于临时动议，准备工作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仓促，像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起草出来送给毛泽东审阅时，距大会的召开仅差一、两天时间，毛泽东有什么意见，已经来不及切磋修改了。
第二，这是一个总结经验的大会，人们思想比较活跃，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七千人大会的这种“动态”的特点，有点类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新想法、新动议不断产生，因此，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是根据大会的新情况即席发言。
2月7日，也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手持提纲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周恩来的讲话，是从国务院总理的角度来讲的。大体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态性的；二是为中央分担责任，代表国务院包括他本人作自我批评；三是讲经济形势的主要困难和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
首先，就需要统一思想的重大问题，即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和“三面红旗”问题，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周恩来的上述这一段话，基本采用了刘少奇书面报告中的说法。第二段话，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周恩来的讲话同林彪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林彪是满怀激情的为“三面红旗”辩护，同时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周恩来给人的感觉，似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表态。他所说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句话，似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也有一些不合实际和缺乏远见的意见。周恩来乃外交领域的高手，他的话多少给人外交辞令的感觉。比较而言，刘少奇坦率分明，邓小平则采取了不提“三面红旗”的回避态度，而周恩来则有点不偏不倚的味道。
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这次会上，他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虽然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由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说：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
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的独一无二。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
从周恩来讲述的第一个错误的时间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已经看到了“大跃进”的问题，开始考虑要降低各项经济指标。但庐山会议反右之后，他立刻将冶金部的副部长袁宝华、国家计委的安志文叫到庐山，重新核定钢材产量问题，并给各部长打招呼，说彭德怀的问题是什么性质，主席是怎么表态的，政治局是什么意见等等。用袁宝华的话说，总理打招呼的目的，是怕大家犯“错误”。可能就是为了不犯“错误”，庐山会议结束10天后，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便按照中央讨论的意见，在人大常委会上讲了新的跃进标准。
从周恩来讲的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来看，确实有点天方夜谭，按这样的标准部署经济工作，只能带来更大的浮夸和瞎指挥。类似这样的错误，恐怕不止周恩来一人，但只有他当着全党的面，揭自己的短。心地坦诚可见一斑！
不过有一个问题要问：周恩来本来已经知道指标高了，可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宣布呢？袁宝华说：“当时是泰山压顶，很难顶得住啊！”
这就是当年的现实情况。这种现实，有多少值得令人回味、令人深思的东西呀！
周恩来在做完自我批评之后，开始讲这几年他感受最深，作为一国总理最为头疼的事情，那便是困难的形势。当时全党对形势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认为形势极端困难；一种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也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那么，这个困难的形势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有过去呢？周恩来在讲话时，便把重点放在了解释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问题上，他说：
现在的困难既然相当严重，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呢？这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几年来工作经验的积累，使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些建设中的客观规律；农村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工业减产趋势已经基本停止；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
既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缺点错误又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为什么又说目前国民经济中的困难还相当严重呢？这是由于三年严重灾害的影响和许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困难，还不能一下子就完全克服；工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遭到了部分的甚至是严重的破坏，经济情况的好转还刚刚开始，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回升，还需要一定时间。
应该说，周恩来在这里将中央对形势看似矛盾的估计讲透了。他实际上给全党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大有希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不过要知道还有严重的困难（还相当困难）。他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辩证地、入情入理地一一向大家阐释，使人很难不信服。人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毛泽东用口，周恩来用手。毛泽东说的话，要靠周恩来去完善、去落实。从这里，似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落实毛泽东的意图方面，确实有十分高超的艺术。难怪蒋介石曾十分羡慕毛泽东身边有个周恩来。
那么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困难呢？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已经讲了不少，周恩来在讲话中，更加具体地一一罗列出来。他说：
当前的主要困难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工业、原料、材料、燃料不够，许多工厂处于半开的以至停工状态，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本赔钱。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最近两年财政都有赤字……
周恩来强调，目前供应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
因为粮食连年减产，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几年各省市几乎天天向中央告急。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谈到粮食情况说：北京的粮食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这恐怕是建国以来，最让中央领导人心焦的事情了。倘若几个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而粮店则没有粮食可卖！将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
周恩来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给各省市打电话，有时亲自前往，慢声细语，请求地方发扬风格支援中央；急了，也得声色俱厉地陈明利害关系；有时候，他还得用诙谐的态度，想办法“钓”出粮食。
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江西，江西省委负责人请他吃饭。省长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周恩来端起酒杯，却提出一个条件，干一杯酒，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刘俊秀顿感为难起来。周恩来说：我有调查。江西老俵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无奈，刘俊秀只好答应。一杯酒，值一亿斤粮食。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最昂贵的一杯酒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用尽一切办法，在各省市之间腾挪周转，一国总理得了个“粮食调度总指挥”的雅号。
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受粮食的困扰实在太大了。除了粮食，还是粮食，其他国家大事，几乎无暇顾及。那么多人因缺粮少吃而得了脬肿病，还有不少人被饿死，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党的各级干部，又如何能够心安？中国是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基本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建设问题又从何谈起。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在大会上，周恩来强调了又强调的，就是粮食，想尽办法克服粮食危机。
当时中国严重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向社会透露一丝一毫，报纸上一个字的报道也没有，国外对此也只能猜测—中国已经发生粮食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给这些地方官员们交了实底，算了细账。他说：
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生产的原粮，有36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每年的年均口粮是400多斤原粮。1961年粮食总产量28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300斤以下。
粮食在大量减少，而同粮食成反比的是：这几年城镇人口比1957年增加3000多万人，粮食销量增加100亿斤左右。尽管1961年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2年要养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差100亿斤左右的粮食没有着落。
与会者听到这里，个个屏声息气。过去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大区的情况，现在听到的是全国的情况。看来全国形势真的不容乐观。只听周恩来继续谈到，如何解决粮食困难呢？
第一，能不能向农民再多征购一些？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征购比重很高了，……如果征购过头，势必增加今后农业恢复的困难，延长农业恢复的时间。可是，为了保证国家最低的需要，上面说的征购数字也不能再减少。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再减少，那只好解散城市，大家回乡。
第二，能不能再降低城市的供应标准，我看也不能。目前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经降低了，如果再降低，就很难维持下去。
第三，能不能再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我们进口了500万吨粮食，已经很吃力。今年准备进口400万吨，粮食的来源和外汇都还没有完全落实。
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到底什么是解决困难的主要办法呢？周恩来说：“还是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指出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具体地说，周恩来提出了八项办法：
第一，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减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
第三，努力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同时，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
第四，缩短基本建设计划，坚决“下马”。
第五，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仓核资。
第六，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第七，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第八，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
周恩来强调：
抓紧以上的八项工作，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克服困难，实现以调整为中心的1962年的任务，也才能为实现十年奋斗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这扭转局面的八项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拘谨，力度不大，没有放开搞活。但在当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制约着人们思想的时候，也只能这样来做。值得指出的是，八项工作，其中六项都是硬碰硬的具体措施，没有谈到要反对什么利用职权，为己谋利的问题。有人说，那八项中不是有反对走“后门”一条吗？其实，这个走“后门”，主要是指有些省企图通过关系请中央多拨款，打乱中央财政平衡的情况。可见当时，即使生活十分困难，党的干部的作风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的报告，一方面使大家认清了当前形势，实实在在地了解了全国粮食的底细与中央的困难，一方面又使人们明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可操作性比较强。会后，上述八项工作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周恩来在讲话即将结束时，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了希望。他说：
同志们，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中最后提出，我们要进行建设，也要有像毛主席的七大时期所提倡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实事求是；既要鼓足干劲，又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好。
周恩来讲完之后，大会表决通过了有关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最后，毛泽东说：这个会议就闭幕了。但是，明天还要留一天，以便各省还有些问题谈一谈。明天要开一次小型会议，有省一级的同志参加。明天过了，后天就都回家，回你们那个家。
毛泽东最后说：“这个会开得好，开完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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