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改开40年突然有感慨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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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 10月30日
改开40年,突然有感慨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看见方方面面都在隆重纪念,或准备隆重纪念这个伟大日子,突然心生一点感慨。
1976年,对于已近10周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他说: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参: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对于文革的错误,毛泽东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参: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究竟如何评价文革历史,这里暂不讨论。今天重温上述评价,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我深感毛主席看问题的深刻和辩证。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每逢改开纪念日,官产学各方都会高度赞扬改开的伟大成就,热情总结改开的重要经验。这些当然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可是,在高度赞扬和热情总结之后,我弱弱的问一句:官方反思过改开中的教训吗?
似乎没有。权威的解读几乎都是:“就是好”、“绝对好”、“永远好”!
那么学界、媒体和舆论呢?很遗憾,主流学界、主流媒体和舆论别说什么“三七开”或“几几开”了,恐怕连“一九开”都是不行滴。
总之,是不准“开”!
难道,改开40年就没有教训值得总结一下,反思一下吗?
当然不是。
如果只准“绝对好”,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在哪里呢?
如果不准反思教训,那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如果说,毛主席的“三七开”是“文革思维”,当下主流的“绝对好”是“改革思维”的话,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向方家请教请教:
“三七开”与“绝对好”,到底哪种思维更辩证,更客观,更科学,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呢?
“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诚哉斯言!
(2018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