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扎根农村红色割据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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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一卒 02月06日
扎根农村红色割据
(说不尽的毛泽东)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之前,毛泽东力排一些人不顾主客观条件,坚持在中心城市首先暴动的意见。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因此,他确定起义首先从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而且保存有革命武装的安源、修水、铜鼓等地开始,待举事成功后,再分别进击醴陵、株洲、平江、浏阳,最后一举攻克长沙。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斗打响后,战局迅速向不利于我方方向发展。14日晚,当毛泽东得知起义第一团进攻失利后,便立即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部队迅即到浏阳文家市会师。9月19日,毛泽东在那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毛泽东率直指出,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在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已被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以我劣势兵力再去攻占中心城市已无成功希望。因此,他已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要求省委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省城暴动。他计划将部队带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到湘赣边界的大山里去,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这是山大王的思想”,座下有人反对。毛泽东不动声色地扫了全场一眼,对此似乎早有预料。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嘛,我们共产党人也要当山大王,但这是个特殊的山大王,一是共产党领导的,二是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这与历史上的山大王完全不同。一些同志要打长沙,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此我们要去农村发动农民。再则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有利于我们找落脚点,扎根发展。所以,这并不是想不想找长沙的问题,而是何时打,如何打的问题,在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主张作战略撤退,到农村去,到湘、赣、粤边界的山区去,将来这三省中任何一省暴动,我们随时可以参加。
会议从上午开到深夜,终于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整个队伍向萍乡方向退却,按计划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当部队到达萍乡上栗市后,前面报告发现萍乡驻有敌人重兵,于是队伍又绕道芦溪,不意与敌遭遇。战斗中,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部队冲出重围后,经莲花、高坑,翻过鄱垭坳、枫木坳两座大山,于9月29日来到了永新县西乡三湾村。当晚,在一家小杂货店里,就着昏暗的油灯,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他根据形势和部队状况,提出了整顿工农革命军的方案,确定了在三湾改编残存部队的计划。
这时全师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基层没有党的组织,党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军阀残余的影响也很严重。由于起义和作战受挫,加上连续行军,生活艰苦,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官兵的思想比较混乱。这样的部队如不整顿,势必难以巩固,更不能完全革命战争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对这支队伍作了改编:
一是缩小编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第一营、第三营及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
二是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三湾改编规定班或排建立党的小组,连队建立党的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立党的代表。这套制度保证了党在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里的绝对领导,为党把这支军队彻底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在军队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和烦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连以上各级由士兵选举代表组成士兵委员会,参加连队的行政管理和维护革命纪律,协助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样可以在军队内部加强官兵团结,逐步废除旧习气和旧观念,有利于调动广大士兵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
在三湾改编的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部队往南后的落脚之处。他派人四出联系,寻找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地方武装。一天,他终于获知在宁冈有袁文才为首的一支农军,在井冈山有一支以王佐为首的农军,就立即与他们取得联系。袁文才接信后也即派原武昌农讲所赏陈慕平到三湾与毛泽东接洽。
10月3日,部队转移到了宁冈古城,在文昌宫,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在三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秋收起义的失利暴露了部队在军事指挥上的缺点,这主要是不能高度集中部队,以优势兵力歼敌。但是这种失利,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战略上也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游向农村这片广阔的海洋,到那里去休养生息,到那里去壮大自己,反攻敌人,正是部队的出路和希望所在。那里是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世界。井冈山地区包括永新、宁冈、莲花、遂川、茶陵、酃县等六县,距南昌、长沙等大都市遥远,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而且,那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适宜于开展游击战争。当地物产丰富,给养可基本自足。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民受到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这些都为我们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他提出就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上,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井冈山是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天下,这两支队伍虽说也是农军,但没有党的组织,内部充斥着绿林豪侠的散漫气息及许多封建落后的东西,担心两支队伍难以相容。毛泽东对他们讲,这两支队伍确有山大王恶习,拥兵自重,各霸一方,但他们都受过地方豪绅的压迫,同敌人的武装作过斗争,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很深。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仍掌握武装,坚持斗争,这就说明他们与地方武装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以正义之师的气概来感化他们,对他们可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会后,部队向宁冈前进。为了消除袁文才对工农革命军的疑惧心理,毛泽东亲往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临行前,大家劝毛泽东多带几个随从,因为袁文才生性多疑,对初来乍到、人多势众的工农革命军心存疑虑,不可疏忽大意。毛泽东与农民打交道久了,知道农民的心态,包括像袁文才这样的山大王。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仅带少数随从,步行进村,会见袁文才。这首先从气势上压倒以袁文才,使他自愧不如。交谈中,毛泽东赞扬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精神,鼓励他继续斗争,并赠枪100多支,这更使袁文才感动不已。他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还当即回赠了几百块银元给工农革命军做军费。
这以后,毛泽东把一部分伤病员安置在茅坪,率领部队继续南进。10月24日,队伍到了井冈山西面的荆竹山。山上的王佐闻讯,即派代表前来迎接。毛泽东集合队伍,在简要介绍了王佐的代表和井冈山状况后,向大家高声说:我们马上就要上山了,我们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此,一定要与山上群众、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我现在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说完,毛泽东将手一挥,部队便从双马石向大井村进发。10月27日,部队进驻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自此,在毛泽东领导下,党的武装开始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时年毛泽东33岁。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机会和挑战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