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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班人纪登奎辞职内幕老干激烈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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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班人纪登奎辞职内幕老干激烈指责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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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班人"纪登奎辞职内幕:老干激烈指责
2020-08-24 09:31 星岛环球网 来源：光明网
核心提示：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曾一度把纪登奎列为接班人的对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纪登奎平步青云，由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又升为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等要职。但“文革”结束后，他又因何辞职呢？
对“文革”从拥护到否定的转变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林彪的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
纪登奎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挨批斗，但很快就被任命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后，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红人”。作为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纪登奎与“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毛泽东去世后，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纪登奎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当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会议通过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中央16号文件。纪登奎对此表示拥护。在讨论16号文件时，纪登奎还提出，文件中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提出对“文革”怀疑或者否定意见的第一人。
邓小平有意保护“犯错误”的领导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12月1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王恩茂等人谈话。邓小平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o”事件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邓小平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
因老干部激烈指责而辞去领导人职务
虽然有邓小平“和稀泥”在先，但在接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就包括纪登奎。
纪登奎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纪登奎又去找邓小平，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他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但是，纪登奎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邓小平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到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纪登奎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4人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纪登奎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并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一些具体意见。后来中央按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
1983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给他定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这在当时是职务级别最高的研究员了。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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