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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文革风暴林彪为夺权抢朱德的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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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文革风暴林彪为夺权抢朱德的扁担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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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暴:林彪为夺权抢朱德的扁担
刘学民 2011年05月24日08:5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加西亚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了毛泽东和林彪会师的油画，十分惊讶；听到解说员介绍说是林彪率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他很难理解。他到上海后，又对外交部陪同人员说：“不仅中国，在全世界都知道‘朱毛会师’，是朱德将军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上的井冈山，不是‘林副主席’。
本文摘自《朱德的非常之路》，刘学民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7年1月，从上海刮起所谓“一月风暴”。
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席卷全国，造反派开始夺取各级党政领导大权。
“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无限痛苦。
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难以幸免。
许多开国元勋含冤九泉，无数革命领导干部惨遭迫害。
时已耄耋之年的朱德，被林彪、江青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也一再遭到明目张胆的攻击和极其阴险的暗算，诬蔑他为“黑司令”，一心想把他打倒。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戚本禹在江青的指使下，于1月12日去钓鱼台16楼(当时中央文革办公地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造反派开会，别有用心地鼓动他们去发动青年学生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朱德。
当晚，中南海里就刮起了一股妖风，把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搞得鸡犬不宁。
造反派们先闯入刘少奇的住处，对刘少奇进行围攻和批斗，然后就包围了朱德的家。
造反派们在朱德家的楼前，一面挥舞着拳头，一面歇斯底里地呼喊着：“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必须低头认罪！”
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直折腾了好久才渐渐散去。
这时，朱德住在玉泉山上。
康克清把家中刚刚发生的一切，用电话告诉了他。
其实，朱德已预感到这场大火迟早是要烧到自己头上的。
看来，有人已经开始点火煽风了。
他决定下山回城去看大字报。
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与健康考虑，说：现在是群众运动的风头上，还是暂不回去好。
大字报让他们去贴！朱德坚持下山回城。
工作人员劝不住他，只好备车下山。
朱德乘坐的小汽车，穿过大街小巷，绕过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缓缓地开进中南海的西门。
朱德隔着车窗望去，中南海变样了。
曾几何时，平静祥和的中南海，门外集聚着成百上千的人群，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嚷嚷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中南海里也不安宁了，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楼前屋后，到处都刷上了大字报，白纸黑字，再加上红色的“×”，格外刺眼。
朱德下车后，依旧迈着他那稳健的步伐，不急不慌地走向家门。
现时，他脚下踩的不是红地毯，而是大标语，两边不是鲜花和彩旗，而是张牙舞爪的大字报。
家人们不是用欢乐的眼神向他问寒问暖，而是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不安，无言相对。
他看到家里大标语铺地，大字报盖天，造反派们找上门来，指名道姓地兴师问罪，矛头直指自己，心情十分沉重，就如同大战前夕，面临着重兵压境一样。
在这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镇定自若，以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来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康克清极其愤怒地向朱德细说了傍晚发生的一切。
朱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来者不善哟！这些造反派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不然，他们是不敢如此胡作非为的。
你要沉住气，看他们能闹出个啥子明堂来！”
朱德前脚进家，造反派后腿就送来了勒令，要求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并要他“老实交待三反(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朱德怒火中烧，但转念一想，看看造反派搞什么名堂也好，便拿着手杖出行了。
当他看到造反派为他捏造出来的十几条“三反罪状”时，不住的在摇头、叹息，用手杖不停地敲打着地面，非常愤慨地说：“完全是造谣诬蔑！全是编造出来的假话，上面只有两个字是真的，那就是‘朱德’!”
周恩来得知朱德回到中南海后，造反派勒令他去看大字报时，便立即赶来劝慰朱德，请他保重身体，回玉泉山去休养，不要把那些不实之词放在心上。
朱德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暂时离开中南海。
他带着对大字报的厌恶，带着对造反派的憎恨，带着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难以理解，又上了玉泉山。
虽然，他离开了不安宁的中南海，离开了喧闹的北京城，但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脑壳里仍在翻江倒海，一会儿像狂风骤起，一会儿又像怒潮汹涌。
一张张盖天铺地的大字报，一幕幕当年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脑海中交替闪现着。
在党内高层里，对朱德的宽宏大量，早已是口碑载道，称赞他是能容天下事的“大肚弥勒”，毛泽东赞誉他是“度量大如海”。
但他对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人背叛了自己，同造反派一起编造事实，搞所谓“揭发”，十分痛心。
然而，这时的朱德还不知当中的蹊跷，更弄不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寒冬，而且霜冻来得特别早，冬季特别长。
但是，全国有百万红卫兵涌进首都，却把北京闹了个热火朝天。
他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穿梭似地在首都的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里“大串联”，等毛主席接见。
1月底的一天，戚本禹突然接见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
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你们那里的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
你们通过搞孙泱的问题，可以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子，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长兄。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朱德的秘书，在朱德身边工作多年。
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曾说，除了出版他的著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也要出选集。
基于这一情况，孙泱曾为出版《朱德选集》收集材料，整理文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胡说朱德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自己树碑立传，是个大野心家。
孙泱被迫害致死。
造反派们接到“圣旨”，立即传达，贯彻执行。
人民大学的造反派们连夜倾巢出动，一夜之间，把“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刷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江青、戚本禹终于急不可待地把打倒朱德的阴谋计划推向社会。
一时间，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像一堆乱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朱总司令，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大军阀？德高望重、胸怀坦荡，已81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怎么一夜间变成了大野心家？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都百思不得其解呀！打倒朱德的阴谋活动，在江青、戚本禹等的操纵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朱德元帅，将面临着一场劫难。
北京大学造反派的头子聂元梓得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要批朱之后，生怕在批朱中抢不到头功，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学造反派开会，在会上扬言要揪斗朱德。
会后，聂元梓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康生摸底，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继续行动。
聂元梓心领神会，胆子就更壮了，立即组织班子，连夜编造批朱的文章，然后通过造反派办的《新北大战报》，赶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就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里的造反派从刘白羽家里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写的《朱德将军传》手稿。
聂元梓听到这个送上门来的信息，格外惊喜。
她立即下令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出《朱德将军传》200部，作为批朱的炮弹，发向全国。
2月初，人民大学造反派发起成立“揪朱联络站”，有北京大学、高级党校、地质学院、中监委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贴出通告，扬言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万人大会 ，彻底批倒批臭朱德。
当周恩来得知一场更大规模的倒朱运动正在迅猛发展时，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指示，在召开批朱大会的前一天，让秘书通知了戚本禹，特别强调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必须取消批判朱德的大会。
接着，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派批斗朱德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
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没有被打倒，林彪、江青、康生等贼心不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们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揪朱兵团”南下，去朱德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造反”；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的“炮弹”。
1968年7月，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搞了个“分类名单”，把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把朱德、陈云等29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
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
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与此同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指示，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
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一篡党夺权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先后整理出了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还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的400余件材料，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手法之卑劣，令人发指。
在“文革”中，真是“奇事天天有，一天更比一天多”。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几张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林彪、江青等一听到这件事，不仅不紧张，反而兴奋异常、欣喜若狂。
原来，他们认定这同被批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认为是天赐良机，可以作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便立即下令公安部，不惜用一切手段，尽快破案。
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披挂上阵，布下天罗地网，发誓“不破案不收兵”。
12月10日开始，办案人员审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周某，逼迫她供出“后台”。
周某被逼得无奈，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周某顶不住威逼，就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委员和党政军领导人。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做了一件害人又害己的大坏事，由于她的错误，由于她的任意编造，将给多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将使多少个家庭跌入家破人亡的深渊。
“宝塔尖”找到了，主要成员也供出来了。
如同喜从天降，办案人员立即报告谢富治，说挖出了一个以朱德为首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向上邀功请赏。
谢富治拿到报告后，更是喜形于色，拍腿叫好，传下话来：“要乘胜追击，不获全胜不收兵！”
办案人员心里有了底，搞起“逼供信”来就更加毫无顾及，又拉又打，软硬兼施。
1968年12月21日，办案人员对周某说：“你还没讲到了点子上，表现不好。
现在是戴罪立功的时候到了，把知道的你都仔细讲出来就是了。
竹筒倒豆子，干脆一下全讲出来。”
周某被逼得山穷水尽。
看来，不讲是无法过关的。
她便来了个你要啥我给啥，你叫讲啥我讲啥。
她越讲越起劲，越编越玄乎，像决了堤的江河，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云里雾里一下子交待了子虚乌有的“中国(马列)共产党”的成立经过、领导成员以及活动等等。
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了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党的经过。
她说：“秘密代表大会是在67年7月15日左右在原中直机关9号小礼堂秘密召开的。
事先只有代表们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大会是在上午9时半开始，会场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前来参加大会的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宁一、董必武、聂荣臻等人。
另外有杨成武、余立金、肖华、傅崇碧……赵毅敏、刘晓、刘长胜等也都坐在主席台上。”
“从大会代表成员来说，包括有各系统各部门选出来的代表200多人。”
“秘密大会由朱德主持召开，他致了开幕词。”
“陈毅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会议结束之前，朱德曾作总结。”
“会上成立了党中央，名字叫中国(马列)共产党。
领导人是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中央的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
“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9人，中央委员有王震、肖华、伍修权等16人。”
“并且成立了起义行动的委员会，这个名字叫‘中共(马列)行动委员会’。”
其中，国务院各系统以及军队都有具体领导人，又是30多人的一个大名单。
周某讲得煞有介事，有人有事，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像真的一样。
审讯人员像听她摆龙门阵一样，听得着了迷，再不需要吹胡子瞪眼，更不需要拍桌子打板凳，甚至不愿打断她的思路，让她娓娓道来。
经过几次“交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齐了。
谢富治听完办案人员的汇报，非常兴奋。
林彪看完上报的材料，更是喜形于色，特意提笔给子虚乌有的“中国(马列)共产党”送了两顶大帽子“里通外国，要搞政变”。
其真正的用心是想把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久，关于“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传单，不知怎的就传到朱德手里。
不苟言笑的朱德看着看着，突然笑出了声。
身旁的康克清忙问怎么回事。
因为，近来老总难得一笑。
朱德收起笑容无可奈何地说：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当今中国的怪事更多！他们脸皮都不要了，竟然能编造出这样的弥天大谎来，说中国出了个“马列党”，我是书记，陈老总是我的副手还兼着国防部长，还有常委、中央委员、总理、部长等等，开列了一个老长的名单。
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的脸皮都不要了。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林彪、江青等也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他们为了阻挠朱德进入“九大”，使出了浑身解数。
1968年10月，在江青、康生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等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调集大批人马，设立专门机构，以清查敌伪档案为名，从敌伪档案、报刊和情报资料中，广为搜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朱德的材料。
当他们看到了朱德于1927年11月，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时，曾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达成联合协议，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隐蔽在范部的材料后，如获至宝。
便以朱德“投降”了范石生部为由，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企图把朱德、陈毅等人打成“叛徒”。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
会上，一些人在林彪、江青的策动下，对所谓“二月逆流”发起猛烈轰击，无限上纲上线，大帽子满天飞，诬蔑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反对毛主席，提出要严加处理。
朱德不同意他们这种做法。
他在小组会上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
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我看……”他的发言，立即被吴法宪、张春桥打断。
接着他们就调转炮口，集中火力向朱德开炮，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17日，谢富治在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
“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
这些人都应该受到批判。”
他提高嗓门说：“刘邓、朱德、陈毅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林彪、江青运用一切手段，开动各种宣传工具，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小报、传单满天飞。
他们在各地举办“革命历史展览”，建“万岁馆”，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说什么井冈山上不是朱毛会师，是“毛林会师”，说什么“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说什么朱德的扁担是“林彪的扁担”。
偷天换日、颠倒黑白。
一天，朱德的外孙刘建听同学们说朱德在井冈山上挑粮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回家后，带着一脸的不高兴对朱德说：“姥爷，同学们说，您挑粮的那根扁担被林彪拿走了！”
朱德听后，先是一怔，接着很快就猜出了几分缘由。
说：“不会吧！他现在要扁担有啥子用嘛？又不去挑粮。”
“办展览呀！说那是林彪在井冈山上挑粮的扁担。”
刘建很认真地回答着。
朱德不急不恼，反而笑了，笑声那样爽朗。
说：“他想要，就拿去吧！”
“将来，他会把扁担还给你吗？”刘建非常天真地问姥爷。
朱德看着外孙对扁担的惋惜之情，抚摸着他的头说：“会的。
会还的！”
“为什么？”刘建有些不解了。
“因为，那扁担不是他的，上面有我的名字。”
林彪、江青还指使其党羽，把南昌八一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览内容都改了。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高高地悬挂起“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讲解员在那里介绍说：“1928年春，林彪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还在井冈山毛泽东的旧居旁边，搞了个“林彪旧居”展览，甚至还搞了一处“黄永胜旧居”，也要人们去瞻仰。
而作为红四军军长朱德的故居，却不知在何处？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对，甚至一些外国友人看了他们的展览之后，也愤愤不平。
有的还提出了批评意见。
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就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意见。
加西亚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了毛泽东和林彪会师的油画，十分惊讶；听到解说员介绍说是林彪率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他很难理解。
加西亚，可不是个等闲之辈。
他1967年3月到北京之前，是古巴驻越南的大使。
他既熟悉中国的历史，也了解中国的现状。
他自己说在大学读书时，就很钦佩中国革命，敬仰毛泽东。
他在离开江西的前夕，对江西外事组的负责人提出建议：“在介绍中国革命时，应该提到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
他非常郑重地说：“历史事实不要不提，应该提。”
他到上海后，又对外交部陪同人员说：“不仅中国，在全世界都知道‘朱毛会师’，是朱德将军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上的井冈山，不是‘林副主席’。
《毛泽东选集》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上都有记述。”
“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任意篡改史实有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但是，无论林彪、江青怎样兴风作浪，都无法从人民心中抹去朱德的光辉形象，都无法摁下朱德那倔强的头。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林彪、江青企图打倒朱德的阴谋破产了，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和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朱德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上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八大军区司令进行调动，也就在这次会上，增补了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
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
毛泽东身旁一边坐的是朱德，一边坐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问朱德：“老总啊，你好吗？”朱德操着浓重的川音回答说：“我很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说：“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他反复重复着。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一番高论，深受感动。
据康克清回忆，那天晚上朱德回到家里，谈起毛泽东的讲话时，还十分动情地落了泪。
毛泽东所讲的朱德是“红司令”，“朱毛不可分”、“没有朱哪有毛”等，既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又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正因为有毛泽东出面保朱，所以，在十年动乱中，朱德才没有遭到灭顶之灾。
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去世，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亲眼看到中国已经走上了富国强民之路。
但朱老总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他毕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而露出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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