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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 刘少奇与康生两派互相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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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 刘少奇与康生两派互相拍桌子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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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刘少奇与康生两派互相拍桌子
2020-08-22 10:15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革”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大约在7月16日晚间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导读]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革”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大约在7月16日晚间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本文摘自《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点名攻击中共北大党委的一张大字报的全文，陈毅很感意外，连夜去询问周恩来。五天前，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评了贴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周恩来现在却告诉陈毅：他刚才接到康生电话，说：毛泽东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播放全国。
陈毅惊讶，一时语塞。似这样令人震惊的意外之举，近几个月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月中旬，陈毅夫妇陪同刘少奇和夫人出访后回到昆明，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陈毅走进会场，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时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二月提纲”突然定性为“反党纲领”，彭真因“反党错误”被撤职后隔离审查。
5月16日，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两天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为其制造舆论扫清道路。
这些事，不仅是政治局委员陈毅事先毫无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么不令陈毅震惊和担忧！
6月初，《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这一来，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闹开了。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学生乱哄哄，阻碍正常外交活动的情况屡有发生。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陈毅态度鲜明：对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积极进行的，但如此冲垮党委领导，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他有不同意见。陈毅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的消息后，当晚召集国务院外办中共党组会议，具体商定工作组成员名单，向外交系统迅速派出八个工作组。
然而，工作组进驻各外事系统不到一周，各单位造反派贴满了轰赶工作组的大字报，仿佛有人统一布置的一样。
陈毅每天听取各个工作组汇报，不断提醒大家：“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
1966年6、7月，全国大乱，中共各级党委受冲击，大半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主持下，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对文革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义正词严地进行斗争：“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并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顺利地举行。
运动发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
大约在7月16日晚间的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陈毅支持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大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①
“乾纲独断”，这就是陈毅1966年8月对中共全党政治形势的见解。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按照政治局规定，只传达到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却把大字报内容很快泄露给造反派，并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发起进攻。
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个个忧心忡忡，满面愁云，谈起各地运动情况，没有不摇头的。
他们这次来，是向中央告急的，都关切地询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期，因为按中央原先布置：“文化大革命”只开展三个月。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异常严酷：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发表后，大家感到吃惊、不解。紧接着是政治局改选，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绝无先例地增加了一个“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看来运动不但不会结束，还会更猛烈、更疯狂地开展下去。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航道，他个人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外事口的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事口各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要为工作组承担责任，讲公道话。鉴于每次讲话后，造反派攻击陈毅的声势越轰越大，许多人劝陈毅不要出面讲话。方毅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像快刀割韭菜，一倒一茬。”陈毅的回答是：“人家劝我少讲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压不住，还是要讲。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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