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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 我想见见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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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 我想见见贺子珍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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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我想见见贺子珍
2020-08-06 10:05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本文原载于《世纪风采》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跟贺子珍曾在庐山见过一面。
一
贺子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搞坏了身体，埋下了多种病根。1949年夏，作为南下干部，贺子珍被任命为浙江省妇联主席。这个时期，她在杭州住了一阵子，身体时好时坏，很难正常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陈毅，是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的老上级、老战友。陈毅对她十分关心，为了便于她在上海治病和生活，便通过组织手续将她调至上海市委组织部，挂名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请著名的神经科专家为她治病。此外，为了使她的身体尽快得到康复，陈毅还多次安排她去青岛、庐山等地疗养。
贺子珍在上海居住期间，毛泽东曾给她写信，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爱护身体。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陈毅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二
1958年7月，贺子珍迁居南昌。贺子珍离开上海迁往南昌的原因，一是由于陈毅已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外交部长）；二是由于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方志敏之弟）的妻子朱旦华原是毛泽东大弟毛泽民之妻（1943年，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朱旦华带着她跟毛泽民所生的儿子毛远新与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朱旦华跟贺子珍往来密切；三是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他也诚挚而热情地邀请贺子珍到江西居住。此外还有更深一层原因，那就是江西是贺子珍的故乡，从少女时代的大革命时期起，她曾在这里连续浴血奋战了十年，对这片红土地一往情深。
鉴于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中共江西省委除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专职医生、护士之外，还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替之。
“姨妈”住在三纬路一幢幽静而安全的小院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而身边则放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还是当年在江西苏区时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这里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有几百米，毛泽东每次南巡途经南昌总是住在省委招待所1号楼。虽说“姨妈”的住处与1号楼仅一箭之隔，但彼此却没有见面的机会。
三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带着也是高级干部的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庐山。陶铸听说自己的老朋友、曾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的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便下山看望。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了山。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很熟悉，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便带着女儿去看望。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1937年11月她去西安时，正逢曾志去延安，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但却未能见到人。后来，她搭车去了兰州……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当然不敢实说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毛主席也在庐山的事，怕引起她思想波动，只说是到庐山休假的。贺子珍马上就问：“你去北京开过会？见没见过毛主席？”曾志点头答道：“常见到毛主席！”贺子珍接着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情况，显得非常关心。
深受感动的曾志回到庐山便去见毛泽东，见毛泽东心情很好，便说：“主席，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乍一听，毛泽东一怔，随即便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嘛，看不出有精神病，跟我聊起往事，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战斗年代！”
毛泽东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已沉浸在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之中。忽然，他眼睛湿润了，深深叹息了一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抖掉渗出的泪水，用低沉的声音对曾志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主席，应该见见她！”说这话时，曾志眼眶里也闪动着泪花。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有点儿担心。
“放心！”曾志斩钉截铁般地回答，“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沉思有顷，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曾志激动地说：“我明白，主席请放心！”
四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当时正下派在江西省任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向他面陈毛泽东的嘱咐后，他当即便去找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一起研究，准备安排毛、贺见面。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1959年7月7日中午杨尚奎郑重地对妻子水静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水静不解地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杨尚奎面露少有的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水静瞪大眼睛看着丈夫，良久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可一旦成为事实，人们又总觉得非常突然。“啊，这可太好了！”水静一脸喜悦地叫了起来。
“嘘！”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你听我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毛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决不能开到这边别墅区来，直接开到涵洞左侧的28号房，那里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杨尚奎特别叮嘱，毛主席一再交代，在贺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让她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防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
下午4点多钟，水静和朱旦华一道乘车下山回南昌。在车上，她俩商定，找了一个理由将贺子珍请上山，并且统一了说话口径，以免节外生枝。
晚6时许，车子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子珍的住所驶去。
贺子珍晚膳之后正坐在厅堂休息，一见水静、朱旦华进屋，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水静、朱旦华便“言归正传”。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水静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朱旦华接着说：“省委在山上开全会，检查前一阶段工作，讨论明年的工作部署，尚奎跟邵省长、志纯他们都很忙，委托我俩来请你！”
贺子珍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水静和朱丹华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朱旦华说，“到山上，跟我们住一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不用带了！”
“好呀，到时候要麻烦你们呐！”贺子珍微笑着说。
水静便跟上问：“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来接你，行吗？”
“行啊！行啊！”贺子珍高兴地答道。
五
第二天，即7月8日下午，水静和朱旦华准时把车子开到贺子珍住处。待贺子珍上车后，车子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上，水静和朱旦华不断和贺子珍说话，尽谈些轻松、愉快的事，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便到了庐山牯岭。水静让司机将车子直接开到汪东兴、杨尚奎特地为贺子珍准备的住处。
晚饭后，朱旦华回自己的住处，只留水静一人陪同贺子珍。安排好贺子珍休息之后，水静给杨尚奎打电话，报告客人已到达并已安排就寝的消息。杨尚奎要水静陪着贺子珍，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水静又和毛泽东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通过电话问道，口气显得有些激动。
“一切都很好，请放心！”水静轻声答道。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毛泽东说完就搁断了电话。
9日午饭之后，水静趁贺子珍午睡的机会，独自乘杨尚奎的车，悄悄去了毛泽东居住的“美庐”。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她。水静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地向他汇报了一下。
“很好！”毛泽东对水静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这里来，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
“好的！”水静答道，又问毛泽东，“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毛泽东回答道。
显然，毛泽东是想尽量缩小知情面。待一切问清楚之后，水静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
水静便起身说道：“再见，主席。晚上9点我一定将大姐送来。”
六
夜色中，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对卫士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屋子里于是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他们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作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泽东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讲了一些。毛泽东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凄然。贺子珍眼睛里充满着惆怅和柔情，眼泪禁不住又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贺子珍忽然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听了觉得好笑，点点头道：“我会注意的，你放心。”接着他告诉贺子珍：“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
毛泽东告诉她，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七
水静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
“铃、铃、铃……”清脆的铃声，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水静霍地站了起来，她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召唤卫士小封。
过了一会儿，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当水静走进毛泽东客厅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感到毛泽东考虑问题真周到。她当然知道，在离此不远的河南路，就住着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这些领导人很少有不认得贺子珍的。她于是说：“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半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泽东。
由于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对她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后，这位工作人员就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着水静、朱旦华上车回了南昌。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谁知，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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