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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与外宾谈论中国革命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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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与外宾谈论中国革命经验的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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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与外宾谈论中国革命经验的
胡新民 · 2020-08-03 · 来源：党史博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继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这场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也被公认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来自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或者在国内进行反抗压迫剥削斗争的人们，当他们有机会访问中国时，最感兴趣的是向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取经。这种情况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多一些。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走上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不一样的道路，而且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按后来邓小平说的，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
在外国客人面前，毛泽东是怎样谈论中国革命经验的呢?
首先，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革命的经验，只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外国人来说，可以参考，但决不能照搬。中国自己就有照搬外国经验的惨痛教训。
◆1961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来访的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
1961年8月19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毛泽东在询问巴西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地租形式和剥削制度之后，说：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不能机械搬用。你们到外国考察不要光是考察外国党的胜利的原因，而且也要考察犯过的错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会很有用。你们不要满足看到中国党只有正确没有错误，中国党四十年中经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了胜利和挫折的道路。当客人们问毛泽东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1962年2月18日，巴西共产党分化。巴西共产党(新党)通过了在中苏论战中支持毛泽东的党纲。1963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阿马索纳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毛泽东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革命是往返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直到最后胜利;后退，前进，再后退，再前进，直到最后胜利。古巴革命的经验，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最后取得胜利。你们需要创造经验，决不要机械地抄外国的经验，我们就因照抄外国经验吃过大亏。
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四国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派来中国学习的学员。毛泽东在结束谈话时说：我还想说几句，你们在中国了解的经验，只能供参考，绝不能硬搬外国的经验，只能参考外国的经验，不然你们要栽筋斗。要选择。列宁讲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这句话我们永远要记住，我劝同志们也考虑它。
其次，毛泽东强调他自己的著作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对于外国读者，只能供参考。因此，每当来访的客人对毛泽东著作表示钦佩之情时，毛泽东总是不忘对他们作出善意的提醒。
◆1959年，毛泽东与亚非拉朋友合影。
1959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来自喀麦隆、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客人们都谈到了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影响。喀麦隆代表说：我们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印得最多，发到游击队伍中去了。毛泽东在向客人们谈了他对非洲形势的看法后，特地强调：“我讲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时，当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毛选》第四卷时，毛泽东说：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其中二十二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1965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国务部长比塔特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在比塔特谈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经验是神圣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非洲人的眼睛都转向中国时，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抄外国经验是会犯错误的，外国经验总是外国经验。外国经验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成功的，一部分是失败的。你们到外国，要看到好的，也要发现错误。作为一个大使馆应当研究驻在国的历史。在中国就要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走过了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目前我们仍有困难问题需要解决。
1965年 8月 29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加夫列尔和夫人。在加夫列尔谈到拉丁美洲的新生一代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习到的马列主义，比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学到的更加切实时，毛泽东说：你们是这样感觉。归结起来还是马列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就无法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各国要依据自己的实际运用别国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
第三，毛泽东在向外宾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强调，武装斗争只是开展斗争的选项之一。无论开展什么形式的斗争，都必须要有群众基础。
◆1964年9月，毛泽东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统凯塔。
1958年7月12 日，毛泽东会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一行十五人。毛泽东在热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后，说：“争取民族独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斗争，如印度和加纳;另一种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如阿尔及利亚。当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请求毛主席在他们正在阅读的《毛泽东选集》法文版上签名留言时，毛泽东讲了一大段意义深刻的话。他说：“所有这些(指毛著——引者注)仅仅只能作为你们参考。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我们过去吃过亏，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结果只好长征。我们走了很多路，这些路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12500公里。这以后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要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
1963年8月 3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南非共产党中央主席约翰·马克斯。当了解到南非的白人现政权不允许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南非共产党认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反对现政府的武装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试试看，凡是革命都要自己动手，取得一些胜利，也遭受一些失败，然后可以取得经验。别国经验应该参考，但主要是自己总结经验，不能照抄，应当适合你们的情况。我们有句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对本国情况逐步地更加深入地了解，多做调查研究工作。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找到合适的政策。
1963年9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坦博率领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是南非革命者。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所以革命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可以胜利的。不管敌人如何强大，如果我们搞对了就会胜利。那就是要争取人民群众，教育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希望你们的党成为群众的党，一个有广泛统一战线的党。
南非共产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携手，先是开展武装斗争反对白人当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两个政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其他政党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代表占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黑人，与白人当局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在大选中掌握了政权。
◆1964年12月，毛泽东与来访的拉丁美洲九国代表团进行会谈。
1964年7月 13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的外宾。在谈到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被压迫者总要起来推翻压迫者，如果和平的方法不行，那末就搞武装斗争。不是讲今天或明天就搞武装斗争，要等条件成熟了才能搞，也不是说一搞武装斗争就能够胜利，可能要经过一系列的失败。整个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不只是拉丁美洲。
关于这个武装斗争的观点，毛泽东不只是在正式外交的场合这样讲，在和外国普通的年轻人谈话时也这样讲。
1964年3月，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的两名青年学生应中华全国学联邀请来华访问。他们非常想见毛泽东。尽管毛泽东那段时间非常忙，最后还是同意与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聊一聊。毛泽东从自己的年轻时代谈起，使两位年轻人很快就畅所欲言了。其中一位叫拉贝尔的说：你的著作不仅运用于中国，而且也适合全世界。毛泽东回答说：这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要根据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外国经验。不能完全照抄外国经验，完全照抄，就变成教条主义了。人民不欢迎。毛泽东还说，国际间的互相支持是需要的，但主要还是靠自己。古巴的做法是拿起枪来干革命的。“当然我们不是劝你们拿起枪来干革命。”
在如何处理各国共产党与各国关系上，毛泽东在1975年7月1日会见泰国总理克立时，明确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可是你们国家的共产党，我没有见过一个，不胜遗憾之至。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共产党是骂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杀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如果在意识形态上相同或相似，中方的态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流，并在道义上互相支持。而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自己率先提出来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关系上都是坚持了这两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应该还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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